（3）如果說儒家的“富民”思想隻是一種理念的話，那麼，“薄賦斂”則是一種政策舉措。“薄賦斂”，是先秦儒家思想家們為實現“德治”、“仁政”理想在經濟政策方麵的一個重要主張，也是其財政政策思想的基礎。先秦儒家能培養稅源，藏富於民，以使國泰民安，實不失為遠見卓識；而薄斂富民的民本主義也成了儒家經濟思想的一個核心與傳統。
（4）新經濟製度學中提出了一種“有限理性”，對此，孔子的認知論所強調的“有限理性”，有助於我們對於政府至高無上，無所不能或全知全能的經濟幹涉主義的清醒認識。楊小凱先生曾分析過：資本主義，有好的與壞的區別；那麼，基於“有限理性”，政府也同樣如此。能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以時”，“藏富於民”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反之，儒家所反對的是“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和“與民爭利”、“擾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就是壞的政府。
（5）恒產、恒心與產權界定：產權製度是保證各項經濟製度運行的基礎，也是先秦儒家實施“仁政”的基點。孔子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還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子貢》）政府的誠信或信用，是社會誠信體係中的重中之重；進而把誠信視為立國之本：“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基於儒家的君子人生哲學，孔子提倡：“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憲問》撇開人生修養的道德層麵，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倘若人人如此，各自均可達到博弈均衡而獲得合作紅利，進而形成社會和諧。
（6）在消費領域內，中國古代社會存在著兩重互相對立的思想：黜奢崇儉論與侈靡論。孔子的立論是：“與其奢也，寧儉”；“奢不違禮，用不傷義”。他強調以“禮義”來調控消費，以維係社會等級製度；求儉而不違禮，是其核心內容。當士人為謀得爵祿時，應當“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述而》），並且“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學而》）。然而，當“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先進》）。孔子提倡“貧而無怨”，“貧而樂”；同時“富而無驕”，進而“富而好禮”（《學而》）。對於“儉不傷義”，荀子則有其一家之言：“天下尚儉而彌貧”；也是反對墨家的“天下尚儉”的越窮越光榮的反經濟思想。消費水平受製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在古代社會的自然經濟時期，強調適度消費應該有利於生產與消費的均衡。總之，“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儒家的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消費思想，對後人產生了深遠影響。
《論語》的政治思想
為政，孔子認為，要以堯、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為榜樣，為政以德，核心觀念就是“仁”，愛仁及人，
實行仁政。為政者要有很高的道德修養，能做到豁然大度，反對苛政，謙遜好學，知人善任，舉賢才，去小人，推己及人，實事求是，並有臨大節而不可奪的精神。為政，還必須把教化放在首位，重視詩、教、禮、樂陶冶情感的積極作用，目的是用孝、敬、信、勇等道德教化人，提高人的道德素質。為政要勤政、愛民、取信於民。為政以德，做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達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狀態。堅決反對暴政和恣伐。
以“禮”為支柱的治人之學實際上就是孔子的治國思想。孔子繼承了西周以來把禮作為治國之經緯的思想，認為禮是治國之本，形成了以禮樂教化治國安邦的總體思路。
孔子對周禮抱著很尊敬的心態，而在實際上又有所損益。在繼承中創新，目的是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禮”的，在《論語》中多次談到自己對西周禮樂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