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遊列國
孔子仕魯，齊人聞而懼，恐魯強而並己，乃饋女樂於魯定公與季桓子。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政治抑負難以施展，遂帶領顏回、子路、子貢、冉求等十餘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14年之久的周遊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先後到過魏、曹、宋、鄭、蔡、楚等國。是年孔子已55歲。先至衛國，始受衛靈公禮遇，後又受監視，恐獲罪，將適於陳。過匡地，被圍困五天。解圍後原欲過蒲至晉，因晉內亂而未往，隻得又返衛。曾見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衛靈公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後衛國內亂，孔子離衛經曹至宋。宋司馬桓魁欲殺孔子，孔子微服過宋經鄭至陳，是年孔子60歲。其後孔子往返陳蔡多次，曾“厄於陳蔡之間”。據《史記》記載：因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致使絕糧七日。解圍後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衛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問曰，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返衛後，孔子雖受“養賢”之禮遇，但仍不見用。
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歸魯，率軍在郎戰勝齊軍。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時年孔子68歲。
前484年，孔子歸魯後，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於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於魯城北泗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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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精要
《論語》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是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根據孔子的言行記錄整理。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論語》版本流傳。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並加以注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後，《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散佚了。以後各代注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注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
《論語》涉及經濟、政治、教育等諸多方麵，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煉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並無緊密聯係，隻是大致歸類，並有重複章節出現。其主要內容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
《論語》的經濟思想
在經濟上，他主張周急不濟富，人們有必要學會理財經商。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即使孔子自己也願意為創造財富而做些具體工作。但強調求富應受義的製約，要見利思義，不可見利忘義。經商要以誠敬為心，遵守信譽，取信於人。
（1）以義製利與博弈均衡：孔子對人的追富逐利之心基本上持以肯定態度。但是，他反對不擇手段，無限製地追富逐利。他以自己的財富觀推導出了“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裏仁》）。孔子這種“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謀道不謀食”（《裏仁》）；還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見利思義”（《子張》）的思想內涵較之今天平麵化的“經濟人理性”假設更為豐富深刻，是對普遍“經濟人”的一種超越。孔子著眼於“義”和“利”，把人區分為“君子”和“小人”，較之把人區分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更為各個曆史階段的人們所能認同或接受。聖人之所以為聖，即在於其能超越時空。
（2）孔子的“藏富於民”思想也是彌足珍貴的。孔子竭力反對政府“與民爭利”，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堯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胡寄窗先生解釋道：“‘天’是廣泛的代表一切自然力，它是生產百物的根源。自然力的作用既是超出人們支配之外在那裏獨立運行的，則‘民之所利’就隻好順勢利導，不必橫加幹涉”。對此，唐慶增先生認為：“孔子實主張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而反對幹涉政策（intervention）”。反觀今天的政府與市場，幾乎天天在博弈；各地各級政府以GDP增長為幌子，大興土木；“與民爭利”之事層出不窮，將“藏富於官”視為與時俱進；想必孔子活在今天，依然生不逢時。然而，“藏富於民”的思想卻間接地體現在了福利經濟學之中了。“百姓不足”，中華民族的崛起無從談起。孔子還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貧）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季氏》）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二千多年前的古人了解基尼係數，但是，這種“均無貧”的思想卻是製度均衡與社會和諧的靈魂。曆代社會動亂無不是因社會財富的貧富不均而引起的。古今中外，無不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