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到那些日子。總不免要提到饑餓：
當時饑餓是我的忠實伴侶，他同我形影不離……我的生活就是同這個無情的友人進行的一場長期搏鬥。
盡管希特勒生活困苦，但在收容所裏仍要顯示自己與眾不同。他向他的夥伴吹噓自己是位油畫家，一位讀過很多書的藝術家。這些流浪漢白天出外做零星雜活，晚上談論國家政治。他們經常在一起辯論，希特勒總是歇斯底裏地同他人發生爭吵。興濃之餘，他們高唱“守衛在萊茵河畔”之歌。當他們唱到“我們德國人隻怕天上的上帝，其餘地上的東西沒有使我們可怕的”的時候，那滑稽的場麵真是令人捧腹不止。
在收容所裏，希特勒結識了學版畫的流浪漢萊因霍德·哈尼施，兩人成了朋友。哈尼施後來寫了一本回憶錄，書中寫道：“我從未見過如此一個被絕望淹沒了的生命，除了低頭歎息之外，他也不會做別的事情。有一次我問他‘你究竟在等待什麼？’他的回答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後來在哈尼施的鼓勵下，希特勒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氣。兩人約定合作，希特勒作畫，哈尼施拿去兜售，收入平分。聖誕節前，這對難兄難弟搬進了專供年收入不到一千五百克朗的人居住的梅德曼街上的簡易公寓。希特勒後來說：“1909年至1910年之交。我的處境略有改善，我已經獨立工作，當小畫師和水彩畫家。”哈尼施也認為，“訂貨蠻不錯，湊合能生活”。希特勒照風景明信片或舊銅版畫仿作，也畫風景與人物，還有化妝品、皮鞋、女用內衣等的廣告，月收入一百克朗左右。
1910年8月初，希特勒到警察局告哈尼施賣出他的兩幅畫，少給了他二十八克朗，哈尼施為此蹲了一周班房。兩人從此分手。希特勒先托匈牙利猶太人諾伊曼幫他賣畫，後又自己兜售。他的買主多是猶太商人和小販。
維也納的環城街上有歌劇院、藝術史博物館、自然史博物館、實用藝術博物館、議會大廈、市政廳、園藝廳、大學、城堡劇院等，均係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建築，以其浮華的裝飾使這座奧國京城獲得“繁榮”與“安全”的外觀。希特勒偏愛這種風格的建築，它們成了他百畫不厭的題材。希特勒對藝術的看法，受叔本華的影響最深。叔本華認為，藝術作品應被理解為對人生的啟示，應使人們像趨近君王似的謙卑地去趨近它們。正因如此，希特勒後來大興土木，營造“紀念碑”式的建築，用以象征“千年帝國”和“世界統治”。
此外，希特勒還推崇浪漫主義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瓦格納早年喪父，性情粗野，讀書不成，怨天尤人；走上社會後，放蕩不羈，孤芳自賞，憎惡猶太，一心想出人頭地。希特勒讀瓦格納的自傳，仿佛看到了自身，他在自傳中自詡從青年時代起在政治上和藝術上都是一個“革命者”，其實他隻是一個滿腹牢騷的失意者。
希特勒指責學校“扼殺天才”，隻給“鼠輩”開放綠燈，“連俾斯麥和瓦格納”也都得到了錯誤的評價。他埋怨“這個淺薄的世界”隻注意他手裏有沒有文憑，卻不曉得他比數以十萬計的知識分子學得更多。
希特勒沒有瓦格納的才華。卻夢想著成為德國第一流的建築師，用他的藝術“為後世指點道路”。
希特勒雖然落魄維也納，卻鄙視同樣的淪落者，自以為鶴立雞群，引頸望著上流社會的文藝沙龍。當哈尼施初見他問他有何職業本領，希特勒自吹自己是“畫師”。
但是Maler也可作油漆匠解釋，而他顯然更像個油漆匠。所以哈尼施說：“油漆匠這行當可以掙大錢呀！”希特勒明白過來後，感到受了侮辱，怒氣衝衝地說，他不是那類Maler，而是“文化人和藝術家”。
希特勒要用這種怒氣來掩飾心底深處的恐懼感，他怕從原來資產階級的立場跌到社會底層去。
這件軼聞笑料後來被希特勒的政敵用來攻擊他，嘲笑他不過是一個房屋油漆匠。
經過四年最悲哀的歲月，希特勒終於沒能成為藝術家。這是他的暫時的不幸，卻將給人類帶來更大的不幸，因為維也納的流浪生活使他發生了很大變化。正如他自己所言：“在這個時期，我形成了一種世界觀，一種人生哲學，日後成了我一切行動的鞏固基礎。”
這是一種極度擴張自我和反人道、違天理的哲學，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帶有變態和瘋狂的空想主義的世界觀。在此支配下，希特勒隨著時勢的潮流，一步一步地展開了他的魔王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