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滿腔熱情”地來到慕尼黑，想在那裏學習三年繪畫和建築。但是，現實卻從未讓他實現夢想，他也從未進入當地的藝術學院。比起維也納來，想靠繪畫謀生，這裏更難，商業化的市場並不比維也納的更大，而他被迫受走家串戶或在啤酒館裏賣畫的恥辱。但他堅信，盡管困難重重，他終將“達到自己立下的目標”。
1913年的慕尼黑有人口60萬。在歐洲，它是個活躍的文化中心，其活躍程度僅次於巴黎。多年來，它一直在吸引許多慕名前來的畫家，但這些人，希特勒發現，都是腐朽不堪之輩：瑞士的保羅·克裏，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侖斯基和布爾柳克兄弟那樣從東方逃來的難民。他們全是“新畫家協會”的領導人。這個協會是在4年前創立的，目的在於給其成員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屬古典派，與這種觀念格格不入，但是，這種理論的推崇者卻也在藝術上為慕尼黑帶來了發酵劑和激動。這肯定也刺激了年輕的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人。“慕尼黑稱這些從東方的俄國和巴爾千半島逃來的長發者為遊牧民族。他們源源不斷地湧進施霍賓，即北區。那裏，街道筆直……其目的，似乎隻是為了保證在多數的畫室內能有充足的光線”。盡管希特勒鄙視這些東方難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亞人，也需要他們的自由和傳統。在這裏，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創作出《崔斯坦和伊索德》、《詩歌會》、《萊茵河之金》；在這裏，居住著諸如斯特潘·喬治、雷納·瑪麗亞·裏爾克那樣著名的德國詩人；在這裏，理查·施特勞斯正在寫他的歌劇，托馬斯·曼剛在不久前寫成《威尼斯之死》這篇小說，而奧斯瓦爾德·史賓格勒正在與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樣空蕩蕩的室內疾書《西方的衰落》這部著作之首卷。在鄰近的一家名叫“十一個劊子手”的餐館內，《暴君的幽默》的作者、聲名狼藉的天才弗蘭克·韋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創作的歌曲；在全德國，他創作的關於性生活和墮落性的話劇，令觀眾作嘔也使他們著迷。
自本世紀初，連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藝和政治理論，皆大受歡迎的波希米亞主義之精神，就業已在慕尼黑存在，並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規的人們。在離施萊斯默大街隻有幾幢房子遠的地方，即門牌106號，居住著另一位政治極端者——他從俄國流放出來，已居住年餘。他登記的名字是梅爾先生，真名卻是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搞地下活動時人稱他列寧。10多年前，他曾在這裏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著書立說。
現在，希特勒不但也在施霍賓的咖啡館和飯店進進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輕鬆舒適的空氣。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並不嚇人。在這裏，他不外乎是另一個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願意聽他發泄怨言和講述理想的人們。盡管他與施霍賓內的波希米亞主義多少有些關係，他的繪畫風格卻一成不變，與他的烈火性格與激進的政治觀點形成鮮明對比。他的手法依舊是學院式的，而不是帶有試驗性質的。但很大膽，甚至剛勁有力。
在這個富饒的地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戀複活了。在圖書館裏，他一呆就是幾個小時，凡是有關這件“毀滅的理論”的文獻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頭鑽研這個新世界的理論文獻，試圖弄清這種理論所能產生的影響，並將它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中所帶來的各種事件與現實的種種現象加以對比。現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將注意力集中在掌握這個全球瘟疫上。”
從圖書館回來，他常常一個腋下夾著一兩本書，另一腋下夾著香腸和白麵包，匆匆走上樓梯，走進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羅文布勞飯館或更小些的餐館就餐，曾幾次請他“坐坐，吃一頓飯無妨”。但他從不應邀。在波普太太眼裏，他這個“奧地利人很迷人”，是個容易相處又樂於助人的青年，但又有點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常常在家一呆就是幾天。“他像個隱士，悶在房中，從早到晚都在讀他的又厚又沉的書。”熱心的房東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廚房去進餐，他總能找到借口推辭。一次，她問他，他讀的書與繪畫有什麼相幹。他挽起她的胳膊說：“親愛的波普太太，有誰知道在生活中什麼可用上，什麼用不上？”學習完後，他常到啤酒館或咖啡館去。在那裏，常常有人聽他高談闊論。但是，他一把話匣打開，馬上便有人反對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辯論於是便展開。在這種論壇上，在與這些對手的辯論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論變得更加鋒利。
冬天一到，買畫的顧客便稀少了，這給希特勒增加了困難。即便如此，在他的有生之年，“這也是他最幸福、最心滿意足的時期”。在不利的條件下，維也納令人悶悶不樂，慕尼黑則永遠不會失去其魔術般的引誘力。“在今天，如果說，比起世界其他地方來，我更愛慕尼黑的話”，11年後，希特勒在牢房裏回憶說，“部分原因是，它過去是，現在仍是同我開拓的生活息息相關。即使在那時我取得了內心滿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為這個維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個斤斤計較、但又具有豐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產生的魔力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