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乃至集團與集團之間的政治鬥爭，從曆史到今天，任何一次政治衝突，說到底都是一次經濟衝突。也就是說，幾乎沒有脫離了經濟問題而單純存在的政治鬥爭。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汪海要把政治與經濟聯係到一塊，要把名牌與政治聯係在一起。
所以汪海從1986年開始，就決定要創自己的牌子。因為在汪海看來，一個牌子代表的是企業的形象，代表的是企業的精神，同時代表的也是企業的財富——而且既代表精神又代表物質。從一定意義上說，抓好一個牌子，就是全麵地抓好了我黨提倡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所以說衡量一個企業的好與壞，衡量一個企業的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是個什麼樣的情況，關鍵是看你有沒有產品，有沒有名牌，而光靠空喊口號，是不行的。特別是進入市場經濟以後，最殘酷的現實就是沒錢！沒錢，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或者大到國家，什麼事都辦不成。所以說，你創造出名牌產品就是最好的愛國，就是最好的愛這個民族，最好地愛這個工廠，最好地愛這個崗位。一句話，也就是最好地突出了政治。
而作為中國的商業，就更要義不容辭地推銷中國名牌，要以經營中國人自己的名牌為自豪。汪海認為，商業與民族工業的利益是共同的，沒有中國名牌，沒有民族工業的騰飛，也就沒有中國民族商業的繁榮；沒有中國的名廠、名牌，也就沒有中國民族的名店。如今，中外產品在市場的競爭已趨白熱化，很難想象一個隻喜歡推銷洋貨的商店，會贏得有民族自尊心的國人的尊敬。因而，中國商界應該有與中國民族工業同生死，共命運的觀念。而作為中國的消費者，也應該首先熱愛中國名牌。全社會應該樹立一種使用中國人自己的名牌的風氣，並為之感到一種光榮，一種自豪。
這也是政治。
1996年“六一”前夕，雙星在北京國際展覽中心與中國少年報社聯合發起全國廣大青少年支持和愛護中國名牌的大討論，題目是：為中國名牌築起“希望工程”。
汪海搞這個活動是想從娃娃抓起，提倡一種民族精神。因為近十幾年來，世界名牌鋪天蓋地地湧人中國市場，這在汪海看來，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造成了我們民族的心理問題。現在，中學生和年輕人對於熱愛中國名牌沒有很強的意識，在一種盲目的社會心理驅動下，總覺得外國的月亮圓，外來的東西好，小孩子們也都認準吃肯德雞、麥當勞；穿阿迪達斯、皮爾卡丹。
是的，任何民族都該有自己的商品文化，名牌便是這種商品文化的最佳體現。近幾年年來，外國人憑借名牌產品占領中國的同時，也把他們的文化滲透到了中國的每個領域。文化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自尊、自強和自信，而這種民族的自尊、自強和自信，全都蘊藏在你的名牌之中。中國人有5000年的文化，創名牌應該有自己的自信。韓國的汽車在世界汽車大國中隻屬於中遊，但韓國人都認為自己生產的汽車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全體國民幾乎都開韓國車，而不買外國車。所以說，韓國經濟的騰飛與他們民眾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是分不開的。
在那次談論會上，汪海還給到會的孩子們說，學劉胡蘭，學董存瑞這些英雄是對的，但是在和平建設時期，我們沒有那種往敵人鍘刀底下去爬，在戰火中去炸敵人碉堡的機會呀。我們有古代的四大發明：
造紙、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但那畢竟是我們的老祖先創造的業績。今天，我們搞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具體應該體現在什麼方麵？別人靠槍炮不一定能打垮一個民族，但在市場經濟中他靠一個牌子，靠經濟的實力就可能逐步地把你這個民族吃掉，讓你在不知不覺中就沒有了戰鬥力。
所以，汪海認為，要振興中國，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就必須認真抓好本國的名牌，消費者就應該愛好自己的名牌，各階層也應該支持自己的名牌，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應齊心協力，共同來為自己的名牌做貢獻，來為自己的名牌獻計獻策，並為這個名牌而心甘情願地艱苦奮鬥。
隻有這樣，才可能把最好的產品奉獻給用戶。
隻有這樣，屬於中國的牌子才能永遠舉下去。
也隻有這樣，才是一個企業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