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經過幾個月的攻關，雙星又研製出了以“雙星——達堡斯達”命名的高檔旅遊運動鞋，不僅具有國外名牌的大部分優點，而且還有了重大突破，更結實、耐穿、舒適。產品一投入市場，便受到青年人的青睞，使“雙星”在全國的知名度陡增，奠定了“中國第一名鞋”的基石。
“創名牌就是最大的愛國主義”。汪海時常用這樣樸實的話來教育雙星員工，“我們天天講愛國，究竟體現在哪裏？一個企業能創出中國人自己的名牌，難道這不是最大的愛國主義嗎？”
曾有這樣一個故事：美國凱斯公司駐雙星代表看到雙星技術攻關小組的幾位成員每天都加班加點，一幹就是十四五個小時。有一天中午，這位美國代表便想請他們吃頓飯，卻被對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們僅僅吃了幾袋方便麵，又投入緊張的工作中。這位美國代表客戶不解地問：你們為什麼要這樣拚命幹？對方的回答是：為了做好一流的鞋！因為做好了一流的鞋，不僅是雙星人的光榮，也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這位美國代表後來激動地對汪海說：“我在中國南方幾家鞋廠忙活了半年多，結果沒拿到一雙合格的產品，而雙星人卻僅用一個月的時間，就生產出一流的產品。對此，我以前總感到不可思議，但現在明白了，用愛國精神來解釋，對雙星人來說是最好不過的了。”
是的，一邊愛國，一邊掙錢，愛國掙錢兩不誤——這既是汪海的真誠體現，也是汪海的精明所在。
3.名牌：企業最大的政治
中國人最喜歡講政治。
中國人有講政治的傳統。
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裏，中國幾乎到了人人講“政治”的地步——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
汪海是共產黨員，是國營企業的老板，當然也要講政治，但作為一個企業家，汪海對“講政治”，有著自己不同的理解。在汪海看來，過去講的那些所謂的“政治”，大多是空洞的，虛假的，沒有實際意義的，更是不可能帶來經濟利益的。所以汪海講政治，有他自己的講法。
汪海說：
我們成天說要講政治，但真正的政治到底應該怎麼講？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我們作為一個企業，這個政治又該怎麼講？我認為，我們創造一個牌子，就是講政治。作為一個企業來講，名牌，就是最大的政治。我們中國在全球化的大商戰中，創造出更多的名牌，就是最大的政治。試想，一個擁有12億人口的中國，沒有自己的名牌占領國際市場，這不僅是我們企業家的恥辱，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更不能保證50多年前的悲劇不再重演。對於這個問題，現在人們的認識還非常模糊。有很多人把創牌子看成是你企業家的事，是你企業的事。他們不僅不支持你，還站在一邊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名廠、名店都是企業，怎麼支持？怎麼幫助？我認為在這一點上，社會並沒有取得共識。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就應該自己拿自己當骨幹，廠家和商家聯合起來，自己研究和解決一些力所能及的現實問題。
社會發展到今天，中國應該怎麼搞好名牌？
我認為首先是怎麼認識名牌。名牌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是客觀存在的。你既然承認市場經濟，就必然會產生名牌。發達國家的名牌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也是進入市場後，首先用其牌子來推動國內和世界的發展經營的。就市場來講，這是市場競爭的標誌和代表。作為一個國家，作為一個企業、一個商場，我們要樹立名牌意識，必須在商戰中把名牌意識和愛國聯係起來；把名牌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聯係起來；把重振民族精神與壯大中國的經濟聯係起來；把名牌與政治聯係起來，把創名牌看成中國市場經濟中的最大政治。否則，我們在這場國際大商戰當中就很難取勝。
是的，民族精神的真正含義，對於一個企業家來說，便是企業的人格化。工業化不僅隻是一種市場機製，也是一種社會製度。國營大型企業無疑是我國民族工業的脊梁，作為國營企業的政治，自然不該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應有實實在在的內容。
1995年秋，雙星請來全國最著名的130名家大商店，召開“三名”研討會，來紀念世界反法西斯勝利五十周年。
據汪海介紹，那次研討會的中心議題是：創名牌，長中國人的誌氣，樹中華民族的新風。在那幾個月中，新聞媒體成天回顧“九一八”；回顧“七七事變”；回顧南京大屠殺。這些回顧對下一代確實有一定的教育意義，讓他們知道那一段難忘的曆史。但是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還能進一步啟發青年什麼呢？
汪海說，別看我是個鞋匠，在新聞界也有幾個好朋友。我說，你們天天回顧，自然也是一種方式，但光回顧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提出問題。回顧曆史要與現實結合起來。現在美國對我們一會兒是經濟製裁，一會兒是借口所謂的人權幹涉我國內政，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國家經濟實力還不夠強大。假若說我們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我們怕什麼？新加坡隻有260萬人口，那麼個小國家，但它經濟強大，一個美國人在那裏犯了法後，美國總統也得出麵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