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前，汪海和科研人員早就對美國、原聯邦德國、意大利的製鞋技術做了研究。這次出來，他抱定兩個主意，一是要高起點。既然要引進，就引進真正屬於當今世界最先進的設備。二是以看為主。好不容易出來了，就要把外國技術看個夠，知遍天下，做到心中有數，這樣才能在今後企業設備的更新改造中，知道哪些確實必須引進，哪些尚待自己開發，自己研製超越。
在南方小城米子，岡正澤做著最後的努力。他說：“領汪先生到這麼偏遠的地方來，我想您會滿意的。因為這裏是最後一條，也是最好的生產線了。價格嘛，可以大大地優惠。”
夜是那樣的幽靜，小小的旅館裏，汪海一行圍坐在榻榻米上毫無睡意。買，還是不買？明天就要最後表態了，大家眼睛直盯著汪海。
不錯，日商已向他們提供了日本最好的流水線，而價格也一壓再壓，壓到了27萬。這不能不說對方是不惜血本了。
“我看還是選一條最好的買了吧，咋說也是日本最好的啊！”
“前不久，國內一家企業買回同類生產線，花了60萬美元，如果咱們真能27萬美元買回去，到哪裏去找這樣的好事呢？”
隨行的工程師們發表著自己的看法。“再說，家裏還不知道調查組在怎樣查你呢，要是買不回去，豈不是又白白添了個出國旅遊的罪名？”
這些問題汪海並非沒有考慮。幾天來，身在日本的他，腦海裏總是不時地映出日本電影《追捕》中杜丘的形象。這位由硬漢高倉健飾演的警察，身後被自己人誤會和追捕，卻始終冒死與惡勢力相鬥的情景，使他很自然地聯想到自己。
影片中的杜丘最後終於取得了勝利，他呢？
在企業改革的進程中，他隻要做一件事，就總能引起一些人的憤怒。而且他們上麵有人，權力還相當大。假如這次調查組偏聽偏信，他就會虎落平陽，英雄末路。如果被撤，那麼，自己一切的抱負、理想皆付之東流。想到這些，他感到煩惱至極。
已是淩晨3點，汪海一直眯著眼睛，默不作聲地聽大家議論。
等到大家都無話可說時，他講了四點意見：
第一，據咱們掌握的資料看，日本的設備並不是世界超一流的，而且操作時彌漫有毒氣，勞動強度也仍然很大。
第二，我們空手回去，並非沒有收獲。起碼了解了日本的情況，拆穿了“東洋鏡”。膠鞋行業屬於勞動密集型，有些工藝三年五載甚至永遠不可能實現自動化。國外有些生產價格昂貴的國際名牌鞋的廠家，也不過用一些很一般的、並不複雜的設備，關鍵在於工藝和質量，這就使我們增強了追趕的信心。
我們完全可以製造出比他們更先進的無毒作業的流水線。
第三，咱廠底子薄，剛剛能有飯吃，湊起這60萬美元已經是求爹告娘了，就是以後真要買也要有選擇地買部分單機，無論如何不能買整條生產線回去，不值得。
第四，罵我們出國旅遊，隻罵一陣子，罵一個小角角。但是，如果買一條有毒的、並不先進的流水線回去，工人們將罵我們一輩子，日本人也會因此小視我們中國。
對國家對民族強烈的責任感，讓汪海收緊錢囊，打道回國。臨上飛機前，分文沒賺的岡正澤部得不由衷地向汪海豎起了大拇指：“汪先生很精明，愛廠愛工人。中國來談判的，像你這樣帶了幾十萬美元又帶回去的，實屬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