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外音：
柳宗元被貶永州之後，精神和肉體都經受了殘酷的打擊。但他也因此接觸到了社會下層。當他深入民間，了解到民生疾苦的時候，個人的榮辱已經變得不再重要，他隻能拿起筆做武器，毅然將目光投向社會的下層，為一係列小人物寫文章寫傳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捕蛇者說》。他寫這些文章和傳記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小人物的經曆，來反映社會的大弊端，從而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自己從未低頭的革新精神。那麼，除了《捕蛇者說》之外，柳宗元還為哪些小人物寫過傳記呢？他又從中揭示了唐朝什麼樣的弊政呢？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康震繼續解讀係列節目《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第六集《小人物大道理》。
康震：
今天這一講，我們先從毒蛇開始。這關於毒蛇的故事，也是柳宗元寫的，就是非常著名的《捕蛇者說》。說永州這個地方產一種毒蛇，黑底白花的，劇毒無比。草、木、人、畜，碰著就死，挨著就亡，特毒。可是這個毒蛇啊，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藥用價值，你把這蛇抓住之後，拿回家裏頭，洗剝洗剝，掛起來給它晾幹了、曬幹了以後，能治麻風病這樣的疑難雜症。蛇它死了它也有絕活。朝廷知道這個蛇的好處，就下令，你們定期要給朝廷上貢這種毒蛇，這黑底白花的蛇。當然作為報償，作為獎勵，凡是抓著蛇的，上交了蛇的，你就可以免除當年的租稅，苛捐雜稅。所以你看，要麼你就是交稅，要麼就是冒生死的風險。
在永州當地，有一個姓蔣的這麼一個農民，柳宗元采訪過他，這個人祖宗三代都是幹這個活的，抓這個黑底白花的蛇，他爺爺就死在這蛇的上頭，他父親也死在這蛇的上頭，他自己已經抓了十二年了，好幾回都差一點就死在這毒蛇的身上。談起往事，這蔣先生麵有憂戚之色，也是非常地傷心，也是非常地苦惱，他就是再會抓蛇，那蛇總歸不會聽他的，該咬你還得咬你。柳宗元很同情他，說你看，老蔣，既然你這麼痛苦、這麼害怕，我好歹也是在永州是個官對不對，我跟他們說說去，恢複您的苛捐雜稅，咱不幹這個腦袋拴在褲腰上這買賣了，太危險了。這老蔣本來麵有憂戚之色，一聽他說要給他換回去，改成交苛捐雜稅啊，不是憂戚之色，臉上都有死人的顏色了。說不弄這個，您與其讓我去交苛捐雜稅，不如讓我還幹這個冒死的買賣。哎，柳宗元說你這人還奇怪了，你不是說這活幹得你自己覺得很危險嗎？很冒險嗎？給你換你還不答應。（老蔣）說哎，您不知道啊，有所不知。我給您提供一組數據，你就明白我為什麼不願意恢複到苛捐雜稅的狀態了。想當年，跟我爺爺住鄰居的人，現在十戶人家裏頭連一戶都找不著了，跟我父親住鄰居的那些農戶，十戶裏頭連兩三戶都找不著了，跟我住一塊兒的，現在十戶裏頭連四五戶都沒有了。這些人幹嘛呢？有兩個前途：第一，受不了苛捐雜稅之重，被迫背井離鄉，跑了。第二種什麼呢？在苛捐雜稅的壓榨下，死了。我在這一年當中，按朝廷的規矩，隻用抓兩次蛇，也就是說我一年當中有兩次玩兒命的時候。可是我的鄰居們每天都在玩兒命，整個這一年360多天，天天都在玩兒命。我跟他們比起來，那就已經過的是神仙日子了，我活得已經夠長的了，我死得已經夠晚的了，我怎麼能換這個呢？您這賬你得這麼算啊。柳宗元一聽，這麼回事啊，哎呀，就想起孔子說過的一句話，叫“苛政猛於虎”，那種殘暴的政治、殘暴的政策，是比老虎都要凶猛的。可咱們這得換一句話說，就是唐代的這個殘暴的政治、殘暴的政策，以及執行這個殘暴政策的殘暴的人，他們也是比毒蛇還要歹毒、還要可怕，他們甚至比死亡更可怕。所以你看，我們在這位老蔣的身上就看到了唐代當時政治和政策的一個縮影，通過他，我們就感覺到當時的老百姓生活在怎樣的狀態當中，苛政猛於虎，甚至苛政毒於蛇。那可能有的人就問了，說康老師你這個說得也不確切，我們知道唐朝是個什麼社會，唐朝在中國古代社會，那都已經算是很輝煌的一個王朝，出現了很多的明君，出現了很多的好官，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勤政的官、天天為民所思的官，這樣的官就一定受老百姓歡迎嗎？他們所做的事情就一定有益於老百姓嗎？換句話說，他們做的事的效果就一定好嗎？有人說，不一定。這話還真不是柳宗元說的，是什麼呢，是柳宗元筆底下的一個小人物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