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現在非得注意，邁克爾·奧維茨的名聲已經是如日中天了，因為大家都相信，他的確就是好萊塢最有影響的商界人物，因此對它的報道越來越頻繁。在他新請來的發言人斯迪芬·裏佛斯的鼓勵下，奧維茨勉強同意不時見一見記者。因為幾乎所有的談話都是非正式的，這就給了他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利用這種好處，因為如果記者請他來證實某些事件時，奧維茨就可以提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後又遊離於由此話題引起的一些新聞評論之外。
阿蘭·西特倫1990年成為《洛杉磯時報》的娛樂事務記者，他四處打聽誰是比較好的信息來源。有人對他說，不要依賴邁克爾·奧維茨，他太遙遠了，不容易找到。可是西特倫與斯迪芬·裏佛斯的關係一直不錯，因此裏佛斯安排了十五分鍾的時間，讓《洛杉磯時報》的這位記者對奧維茨進行電話采訪。奧維茨對西特倫講了一些好萊塢的事——“對你聽到的東西要多加注意，這裏有很多不實的謠傳。人們喜歡彼此對著幹”——然後保證以後會幫助他。
不久之後，奧維茨就成了西特倫感覺到可以依賴的十來個信息來源之一，他依靠這些來源來寫有關好萊塢的商業文章。奧維茨讓西特倫隨時可以聯係到他，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他對這位記者是很信任的（他不相信的那些記者，他根本就不見。可是這個策略似乎有問題，因為正是這樣一些記者才會傾向於在報紙上寫一些對他不利的文章）。西特倫與這位人才代理人的談話幾乎總是非正式的。西特倫回憶說：“奧維茨完全是‘地下工作者’，能夠引述他說的一句話，都算取得了了不起的新聞成就。”
除了記者之外，奧維茨還培植一些編輯。迪娜·布郎曾在1984年當過雜誌《名利場》的編輯。六個月後，邁克爾·奧維茨邀請她進午餐。當時，並沒有多少人相信《名利場》，可是布郎希望將該雜誌變個樣。奧維茨跟布郎進午餐時，他表示希望能夠做《名利場》的代理人，還很激動地提到為該雜誌再創辦一些相關項目，包括一個電視表演節目。以前，還從來沒有人這麼對她談過，因此迪娜·布郎很認真地聽他說。她回憶說：“奧維茨當時還不是後來變成的那種神秘莫測、能力極強的人物，隻是一個未成名的代理人，並非家喻戶曉。我很喜歡他，他很有熱情，有創造力，而且還很願意幫助人。他看出了我想幹的事情。”奧維茨所提到的生意計劃一個也沒有做成，可是倆人的關係卻因此加深了。每當布郎去好萊塢的時候，她都會想辦法找到奧維茨。他成了她的無價之寶，因為他允許她與CAA的代理人隨意交談，當然那些交談都是非正式的。他們都是一些好萊塢城裏最聰明的代理人，而布郎也喜歡聽他們談好萊塢城裏的一些事情，“我總是發現CAA是目前為止最令人激動的一個地方。”可是她知道，奧維茨向媒體展現新姿態並非他真正喜歡的事情，如果能夠與媒體隔牆而語，那可能是他更喜歡的事。布郎勸他克服對媒體的偏見。在早期，繞開一些問題是有可能的，可是在90年代，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奧維茨與媒體的主要負責人培養了很不錯的關係，因此他還得到另一個好處，可以隨時拿起電話，對其中的某一位說，某某文章不要登。可是他很少這樣做，就因為他不需要這麼做，很少有媒體想說邁克爾·奧維茨的壞話。蘇珊·琳恩是《首映式消息》雜誌的創辦人，她從來沒有在一篇文章是否發表方麵讓奧維茨占到上風。可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雜誌創辦的早期，奧維茨曾請琳恩不要登載某些文章，她通常的回答是：“如果你請我幫忙，說哪篇文章不能登，那我也不能這麼幹。可是如果你告訴我哪篇文章哪裏有問題，我可以不登。”如果奧維茨的說法確有說服力，她也就不登了。有幾次，奧維茨說：“這篇文章有問題，我會告訴你為什麼有問題，可是我不想在雜誌上看到這篇文章。”不過他很少幹涉他們，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那些與肖恩·康納利事情有涉的人，都還能非常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況。
這件事發生在1992年。《首映式消息》登了一篇文章，說肖恩·康納利有幾次從電影《賣藥人》的拍攝場地走開，為的是去打高爾夫球。好萊塢的電影一般都投有數百萬美元的巨資，一些製片人通常很不願意讓一位超級明星，比如康納利從拍攝現場走開哪怕一天。康納利以為，他短時間離開一下拍攝場地是一件小事，可是幾天以後，有人對他說，該雜誌已經將他列為調皮搗蛋的演員。以他這樣的地位，肯定承擔不起連一般的演員都承擔不起的不名譽之詞。因此，康納利拿起電話，找到了他的朋友和代理人邁克爾·奧維茨，奧維茨接著又打電話給《首映式消息》的這位編輯，說了一大堆話。奧維茨告訴她說，他的客戶對此文章非常生氣，並堅持說，康納利從來沒有從電影拍攝現場走開過，堅決要求撤回該文章。
這位編輯拒絕撤回該文章，說雜誌的消息來源是可靠的。可是她知道，她也得考慮一下邁克爾·奧維茨和他的憤怒心情，因此她就提出了某種和解意見。如果奧維茨可以請某人給編輯寫封信，說康納利從來沒有離開過拍攝現場，她就可以同意將該信與編者按一起發表出來，說該雜誌完全了解康納利先生作為一名勤奮的電影工作者的好名聲。奧維茨繼而找來一個寫信的人，這位編輯說話算話，把這封信與編者按一起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