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洛杉磯時報》的記者阿蘭·西特倫已經選擇不再利用奧維茨作為他的信息來源了，因為他發現采訪他太複雜了，“那可真是一件累人的事，因為他對自己嘴裏講出來的每一句話都追求百分之百的完美，字字珠璣。”在西特倫經常去采訪的數百名好萊塢經理和名人當中，奧維茨就是那少數幾個人的一個，他們對接受采訪就好像真的感到非常難受一樣。因為擔心以後有可能會後悔說過某些話，因此他堅持要預先知道，記者到底會在文章當中引述他的哪幾句話。有時候，他會請阿蘭·西特倫把采訪中記下來的話念給他聽，奧維茨經常說：“我可以把話說得更好些。”西特倫說：“他有點像太過認真的學生。”
當《洛杉磯時報》1992年春天決定對奧維茨做一次大型報道時，阿蘭·西特倫問斯迪芬·裏佛斯說，奧維茨是否會合作。
“絕對不會。”裏佛斯回答說。在接下來的幾天裏，他還打電話給這位記者，勸他不要寫那篇文章。
西特倫不理，他開始采訪奧維茨的一些熟人。兩個月後，奧維茨決定，是到與西特倫進行合作的時候了。“從那時候起，他幾乎太容易找到了”，西特倫說，奧維茨請他吃飯，時間可長達四個小時，還排出名人陣來——“如此之多，”西特倫回憶說，“我幾乎沒有時間一一采訪。”奧維茨還與這位記者保持經常性的電話接觸。可是，直到他們最後一次會麵，奧維茨才同意正式講一次話。報界經常有人說，奧維茨變相地威脅一些記者，說如果他們寫一些不利於他或者CAA的文章，他就會剝奪掉他們與名人接觸的機會。其實奧維茨隻不過選擇了少數幾位像西特倫這樣的記者，並向他們提供相當大的方便，讓他們接觸到一些電影明星。這樣一來，他就向其他的新聞工作者發出了一個明確的暗示：如果你們想得到這種方便，最好跟我站到一邊來。
西特倫問奧維茨，說能不能請他擺個姿勢照一張像，好配在文章裏麵。奧維茨拒絕了，不願意如此醒目地出現在一篇有可能是不利於他的文章裏麵。這位記者接著就警告他說，沒有擺好姿勢的照片，《洛杉磯時報》的編輯很有可能會采用其他一些圖片社提供的舊照片。可是這種可能性對奧維茨構不成威脅，因為他對所有那些照片都擁有肖像權，並且無意同意別人使用那些照片。沒有合適的照片附在這家報紙的雜誌封麵上，《洛杉磯時報》就決定用以他為主角的諷刺畫，畫上一些名人在他的腦袋、嘴巴上和耳朵裏跳來跳去。
該雜誌的專題文章於1992年7月26日發表，標題為“活吞好萊塢：邁克爾·奧維茨的貪婪和其他死罪。”該篇文章以奧維茨搶奪迪姆·伯頓開始，說在這次侵襲行為中表現出來的就是一個老式的奧維茨，“鋒芒畢露，而且很容易激動。”阿蘭·西特倫說奧維茨“在好萊塢極受尊敬，令人敬畏有加”，說這位人才代理人盡管有很多成功之處，但他從代理到公司谘詢轉變得越大，生意場上對他的反抗就越是強烈——“特別是來自反奧維茨的一個聯合集團”的反抗。這個集團在不同時間內，分別由下述人組成：沃爾特迪斯尼電影公司的主席傑弗雷·卡森伯格、娛樂界大亨大衛·格芬和製片人雷·斯達克。西特倫承認，一般來說奧維茨被人看作是好萊塢最有影響的人物，可是他同時也引述斯達克的話說，CAA的權威爭奪，以及他那種嚴密封鎖的管理風格，都會對這個行業產生了陰險的影響。“這不是代理人，”斯達克說，“而是密探。”
斯達克的這番話，標誌著好萊塢第一次有名人膽敢在公開場合表達他們對奧維茨及其CAA公司的憤怒。大衛·格芬的話也引述在該篇文章裏了，他說奧維茨使整個好萊塢的業務進入了非正常狀態。斯達克的話很是簡明扼要，格芬的話也是一針見血。相比而言，喬·史密斯和巴利·迪勒則表達了對奧維茨的同情。
雖然有些人認為，阿蘭·西特倫在處理奧維茨的問題時太溫和了，可是奧維茨本人在讀完該文章後卻非常生氣，不是對評論他的人生氣，而是對他自己生氣。“如果我是這麼樣的一個人，”他對一位同事講，“我就得好好打量我自己一番了。”這次與喬爾·艾斯特哈斯時的情況不同了，當時媒體對奧維茨並沒有搔到癢處，而這次，這幾顆炮彈射得很遠，多少算是打在靶上了，奧維茨本人對此極其生氣。
很容易看出奧維茨與媒體之間的基本問題：他對媒體寫到的有關他個人的東西太認真了。如果他是芝加哥某家肉類包裝公司，或者明尼阿波裏斯的某家汽車供應公司的頭兒，媒體可能理都懶得理他。可他管理著好萊塢最有影響的一家代理公司，光是這一點就足以使報界對他感興趣了。如果奧維茨不太關心媒體對他的態度，他會得到媒體更好的待遇嗎？不一定。新聞記者一旦知道奧維茨哪怕做出了好萊塢相當大的幾筆生意也想盡量保持一種低姿態，他就會成為人們喜歡仔細打量一番的對象。如果奧維茨決定向媒體解釋他自己，而不是擔心新聞記者們怎樣評論他在這一年當中的作為，他的情況有可能會更好些。因為那一年過後，媒體就有可能對他失去興趣，他對他們的吸引力可能也會小得多。太容易找到，太明顯，他就會變成廉價的貨物。可是奧維茨從來都沒有給媒體這種機會，不讓他們對他產生這樣的厭倦感。他一直保持著一種“地下工作者”的形象，隻是有選擇地與一些媒體交往，而且是在“有要事則問”的基礎上，因此奧維茨就使媒體對他一直保持著一種狂熱。他從來沒有真正理解，為什麼媒體對他如此感興趣，這也使他更無法想出一種樂觀積極的辦法來消解這種對他的迷戀。不管怎麼說，邁克爾·奧維茨是一個太不容易看清、爭議太大、很不容易找到的人，因而媒體也就不能輕易地放過他。可笑的是，他本有權威來改變這一切的，但因為他沒有聰明地行使這項權威，因此也就一直保持了這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