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響了，那可不是我特別喜歡聽到的一種聲音。我最後幾次聽到那聲音的時候，是一種憤怒的聲音一直在告訴我說，我太熱心了，太急功近利了。我一直在希望有一陣子安靜的時候。
“邁克爾·奧維茨想與您談話。”電話上的聲音這樣說。這隻能是個玩笑。二十分鍾以後，奧斯卡頒獎大會就開始了。他為什麼給我打電話？說到底，還有什麼沒有說完的？
電話裏傳來一個友好的男性的聲音，很鎮定，很容易聽清楚，聽上去很像是邁克爾·奧維茨的聲音。幾秒種後，我肯定，這的確就是奧維茨本人的聲音。可是，這是另外一個新的奧維茨，一個比較容易談話的人了。他表現出來的樣子，就好像我們上次電話上的通話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他從來沒有說他已經改變主意了，也沒有說鐵定與我合作。我可以從電話上的聲音裏聽出，他真的是在認真考慮是否將幫我完成此書。他強調說，如果他確定合作，我必須耐心一些，慢慢地給名單上的那些人打電話，以免他們彼此談論此事。他仍然在擔心，說他與本書的合作將引起一些傳聞。他希望再想想是否應該合作，並在一兩天內打電話給我。
4月12日，是做出決定的日子。奧維茨打電話說，他現在已經決定幹下去，準備好了與我合作。他同意下個月與我見麵，因此，我可以進行第一次正式的采訪。
5月29日，他邀請我去洛杉磯他的家中共進晚餐。由於過去與奧維茨已經有一番接觸，各種各樣亂糟糟的情形都在我腦海裏過了一遍。我們會一起進晚餐，這沒有問題，可是，共進晚餐的還有他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不會有什麼真正的采訪。或者，這次晚餐有可能是在奧維茨家進行的一次著名的豪宴，我會夾在達斯丁·霍夫曼與沃倫·貝蒂之間，還是不會有真正的采訪。
我開車停在洛杉磯市布倫特伍德區奧維茨家的門前，尋找成排的車輛，可令人鬆了一口氣的是，一輛也沒有。進屋後，我看見了奧維茨，奧維茨將我介紹給他的妻子朱迪。然後，他和我在他的起居室裏進晚餐，餐桌旁隻有我們兩個人，朱迪和奧維茨家的三個孩子偶爾來一下。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內，他回答了無數的問題：有關他的童年，大學時代，還有他商業生涯中早期的日子。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我們經常聚會：7月份有兩次，是在伯班克的迪斯尼大樓裏，1997年1月有兩次是通過電話進行的，另兩次是在他位於紐約市的公寓中進行的。1996年10月12日，我陪同他乘他的私人飛機，從芝加哥飛到百慕大，在那裏他為美國雜誌出版人大會作了一次講演。在飛行途中，我們有很多時間隨便聊天。
通過多次研究和與奧維茨本人的多次談話，我得到了一種十分明晰的感覺——我實際上得到了奧維茨的合作，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一件事，因為他不僅僅是好萊塢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也是最喜歡深居簡出的一個人。在他長達二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奧維茨幾乎拒絕了所有新聞記者或作家的采訪要求。他與少數媒體的幾次談話幾乎都沒有公開發表的。因為不願意談到一個控製著好萊塢驚人的生意的人的壞處，幾乎所有他的親密朋友都拒絕在沒有他的事先許可的情況下，公開談論奧維茨。結果，盡管媒體對奧維茨生活和事業的詳細情況極感興趣，卻從來沒有他的任何細節出現在媒體上。
我的這項工作更令人激動的地方在於，我進行研究的這段時期，恰好與奧維茨職業生涯中最令人震憾的一件事不期而遇。我寫信舉薦自己的時候，他剛剛到沃爾特迪斯尼公司當總裁不久，工作才剛開始。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裏，我與他不斷會麵，同時也與他的商業同事、他的妻子朱迪、還有他的父母大衛和西爾維婭·奧維茨不斷見麵。這時，邁克爾·奧維茨也正著手開始他的新事業，即協助管理美國最重要的娛樂公司之一。這項實驗證明是一個失敗。這一年，他避開了媒體。但是，與我進行長談時卻還是很高興的，他談到了自己職業生涯中的所有階段。他認為我們的談話是“有療效的”。可是，直到1996年年底，他在迪斯尼公司的麻煩越來越大時，我才明白他真正的意思：在將他帶回到往昔，帶回到他光榮歲月裏的時候，我無意間也在幫助他正確地認識自己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