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周恩來致電哈蒂妮·蘇加諾夫人，對印度尼西亞前總統蘇加諾的去世表示哀悼。唁電還對領導印尼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促進亞非人民團結反帝事業的蘇加諾作出很高的評價。這是1967年中印兩國中斷外交關係以來，中國領導人的一次重要舉動。
11月中旬，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華進行國事訪問。在同葉海亞總統會談時，周恩來對中巴兩國近10年來的友好合作關係給予充分肯定，並讚揚巴基斯坦在聯合國大會上主持正義、要求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席位的原則立場。葉海亞表示願意幫助中美兩國接觸。在以後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過程中，巴基斯坦政府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第二年8月，緬甸聯邦主席和政府總理奈溫來華訪問，同周恩來就恢複和發展兩國關係問題交換意見。奈溫對1967年發生的兩國關係中的不幸事件表示“深切的遺憾”，並感謝周總理給他機會前來解釋兩國間可能存在的誤會。周恩來坦誠地回答：當時仰光華僑學生的某些過激行動，“我們也不讚成”；“在那個階段，極左思潮影響到我們外交部。但我國政府還是要控製這個局勢，特別是同緬甸的關係”。會談中，周恩來處處表現出來的理解和尊重緬方的態度，使奈溫深受感動。中緬關係從此恢複正常。
在不到兩年時間裏，中國同相鄰的絕大多數國家恢複了友好關係或正常往來，新中國的周邊環境比較極左思潮泛濫的1967年有了明顯的改善。這種局麵的形成，不僅使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能有更多精力用於處理國內的繁雜事務，更為進一步打開新的外交格局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二、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
（一）中美高級會晤的前奏
在打開外交新格局中，最重要的變化是中美關係開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長期處於對抗狀態的中美關係迅即出現戲劇性的轉折，是許多人沒有料想到的。其實，它是整個國際形勢發展變化的必然結果。這時的蘇聯，正咄咄逼人地向外擴展勢力。而麵臨各種威脅的中國，實際上已成為國際間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在美國看來，改善中美關係可以增強它同蘇聯抗衡的力量。在中國看來，改善中美關係可以適應抗禦蘇聯威脅的需要，有助於逐步解決台灣問題，也便於擴大中國的國際交往。但是，要實現這一點是非常不易的，尤其需要政治家們善於捕捉那些轉瞬即逝的“外交時機”。
1969年12月3日，在波蘭首都華沙文化宮舉辦的南斯拉夫時裝表演會上，懷揣“使命”的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看到“中國代辦”（實為使館二秘）離席，便尾隨跟出，試圖同中方搭話。不料“中國代辦”卻走出會場，坐進轎車，準備離開。情急中美國大使不顧外交禮儀，一把拉住中方譯員，用波蘭語說：他得到華盛頓的指示，準備恢複同中國大使館的聯係。中方譯員有禮貌地答應代為轉達後，便匆匆離去。
事情發生在華沙，並不是偶然的。長期以來，華沙一直是中美兩國進行官方正式接觸的地方。1955年的第一次中美大使級會談就在這裏舉行。1967年3月，已經進行了130多次的中美華沙會談暫告中止，中美官方接觸的渠道也隨即中斷。1969年1月尼克鬆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美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向中國方麵發出一係列“信息”，表示願意同中國對話，並多次聲明將把改善美中關係作為美國政府的外交目標之一。對此，中方一概報以“沉默”，以靜觀美方動態。同年9月中蘇兩國總理的北京機場會晤以及隨後舉行的中蘇邊界問題談判，促使美方下決心加快美中接觸的步伐，有所“醒悟”的尼克鬆本人更急於同中國高層直接對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了美國大使追趕中國外交官的一幕。
當天晚上，周恩來便看到發自中國駐波蘭大使館的電文。他立刻報告毛澤東：“找著門道了，可以敲門了，拿到敲門磚了。”在這以前，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敏銳地察覺到尼克鬆發出的一係列值得注意的信號，包括美國政府宣布放寬對華貿易限製、反對蘇聯方麵提出的旨在孤立中國的建議、下令停止美驅逐艦到台灣海峽巡邏等。波蘭事發的半個月前，周恩來曾致信毛澤東：“尼克鬆、基辛格的動向可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