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起，我們展開了新的外交攻勢，首先從中國乒乓球隊開始。”
20世紀70年代初，人民共和國還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動蕩歲月。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中國在對外關係方麵卻出現了一係列令世界矚目的新變化。特別是恢複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尼克鬆訪華和中日恢複邦交--這三件在1971年10月到1972年9月間相繼發生的大事，對當時國際關係新格局的形成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是新中國外交史上的重大突破。
中美實現關係正常化和中日建交已經整整41年了。41年前，當時已是74歲高齡、身患絕症的周恩來總理，在國內外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同毛澤東一道，審時度勢，運籌帷幄，為開創共和國外交的新局麵寫下輝煌的篇章，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曆史性的貢獻。
一、“文革”初期的外交局勢
（一）整頓外事隊伍，培養外交人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國內外事部門也同其他部門一樣，受到嚴重幹擾和衝擊。根據中央的指示，有三分之二的駐外使館人員回國參加“運動”。此後，中國駐外大使幾乎全都陸續離任回國，整個外事工作處於停滯狀態。1967年春夏，隨著國內“打倒一切”、“全麵奪權”局勢的加劇，極左思潮空前泛濫，對外工作陷入一個“非常時期”：一方麵，中國同已經建交的亞、非、歐三大洲的十幾個國家頻繁出現外交衝突，導致雙邊關係的緊張狀態；另一方麵，外事部門的少數工作人員不顧政策、違反紀律、擅作主張的情況也屢有發生。特別是這一時期在北京發生的外交部“奪權”和“三砸一燒”（即衝砸印度尼西亞、緬甸和印度駐華使館，焚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事件，給中國黨和政府的聲譽帶來巨大損害，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也就在這時，毛澤東、周恩來對煽惑動亂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極左派”人物采取果斷措施，阻止了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同時在外事部門率先開展對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整頓外交隊伍，以使外事工作盡快走上正軌。雖然如此，受國內各種因素的影響，中國政府在對外關係方麵仍舉步維艱，不容樂觀。
1969年6月10日下午，剛到任不久的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卡·穆·凱瑟，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凱瑟大使轉交了葉海亞總統的一封信，信中邀請周恩來再次訪問鄰國巴基斯坦。對此，周恩來回答：已經有好幾個國家向我提出什麼時候能出國訪問，但由於我們國內事情很忙，目前還不能出訪。許多友好國家都諒解我們。關於訪巴時間，國慶節前不可能，今年冬天有沒有可能現在也難說。今年恐怕定不下來。如果年內要出國訪問，將首先到你們那裏去。
周恩來上一次訪問巴基斯坦，還是在3年前“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的1966年夏季。3年來，作為舉世公認的傑出外交家，他卻不曾邁出國門一步。同時，來華訪問的外國領導人也大大減少。1969年這一年裏，周恩來除為吊唁老戰友胡誌明而去越南首都河內半天外，沒能安排一次正式出訪。
盡管處在這種很不正常的狀況下，周恩來仍時刻關注著世界風雲的變幻，有遠見地從事一些重新發展對外關係的準備工作，如：整頓外事隊伍，保存並培養外語人才，思考國際戰略的重大問題等。
中國的駐外使節在1967年初召回後，一直沒有再派出。除保留駐埃及大使黃華外，其他國家的大使都處於空缺狀態。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周恩來抓住中共九大後國內政局相對穩定的時機，適時地走出恢複正常外交工作的重要一步。就在接見凱瑟大使的前幾天，他派遣耿飇、王幼平、黃鎮等大使分別前往阿爾巴尼亞、越南和法蘭西等國上任。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國的駐外大使。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裏，外交部先後安排了十幾名駐外大使回任或到任。6月4日，周恩來在接見耿飇等即將赴任的大使時，對未來充滿信心地說：形勢是樂觀的，但要準備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動性，使館要把調查研究工作作為重要任務，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教育外交人員謙虛、謹慎、樸素，不亢不卑。鑒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駐外機構受到極左思潮泛濫的影響、在對外宣傳中采取了一些強加於人的做法，周恩來特別強調，要善於做對外宣傳，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