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周恩來還考慮著如何掌握和保留一批“文化大革命”前培養的外語人才。由於外語專業人才的培養不是短時間內能見成效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不僅預見到將來對外交往發展的需要，還想方設法地定出保存現有人才的具體措施。據原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秘書長馬列回憶：
1969年，國務院的幾個辦，包括外辦都被撤銷，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我沒有下去，受總理的委托負責幾所外語院校大學畢業生的管理工作。當時中央所屬的和重點大學的外語係共有40多個語種的畢業生和在校生6000多人。總理當時看得很遠，想得很深。考慮到將來對外事務的發展，他指示絕對不能讓這批外語人才畢業散掉，要先將他們集中管起來等待分配。大學畢業生當時都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我就同總參聯係，先由部隊農場接收下來，邊勞動，邊接受再教育。總理還一再關照不要荒廢這批學生的外語學習，要求安排外語天天讀的時間，最後建立了半日勞動、半日學習的製度。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提出應“酌情使用”被認為有這樣或那樣“問題”的老翻譯人員，同意有關部門從全國外語院校1966屆畢業生和1964年外派留學生中選調一批人到外交部工作。他指示外交部會同中央聯絡部、國家外文局、對外經委和外貿部等單位，對中央各部門的外事、翻譯人員進行調查登記，提出加強管理的辦法。
1970年11月間，周恩來連續五次就外語教學問題同北京外語院校有關負責人和教師代表座談，指出：現在我們對外口頭和文字上的宣傳，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實在相差得太遠了！外語教學首先要從師資抓起，按照外語教學規律，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改進。又說：培養造就高質量的外語人才必須苦練基本功，包括政治思想、語言本身和各種文化知識。否則便是誤人子弟。同年，周恩來還指示北京外國語學院恢複招生。第二年6月，他親自批準該院招收800名新生的計劃。
更重要的是，作為黨和國家內外方針的最高決策者，毛澤東和周恩來還適時起用了幾位“高參”，對這時的國際局勢作出符合實際的判斷。
正確地估量國際形勢，本來是黨製定外交工作方針和戰略策略的基礎。然而，在中共九大前後，全國上下到處被“準備打仗”的氣氛所籠罩，這樣就不可能用冷靜、客觀的頭腦來分析世界大勢。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意圖，把研究國際問題的任務交給正處在“靠邊站”地位的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組成由陳毅負責的“國際問題研究小組”。事前，周恩來當麵向老帥們說明這項任務的極端重要性：
主席之所以交代給你們這項任務，是因為主席認為還有繼續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貫思想是，主觀認識應力求符合客觀實際，客觀實際不斷發展變化，主觀認識也應隨著發展變化，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要及時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們不要被“框住”。現在國際鬥爭尖銳複雜，各部門集中力量進行“鬥、批、改”，隻能應付“門市”；熟悉國際問題的幹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於處理日常工作，實在擠不出時間過細地考慮天下大事。主席沒有讓你們回到原崗位，除了“蹲點”，你們可以不受行政事務的幹擾，每星期有幾天時間專心考慮國際形勢。你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主席參考。這個任務很重要，不要看輕了。有了對某一專題的成熟意見，就可寫出書麵報告呈閱。
隨後，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外交部又選派熊向暉、姚廣協助四位老帥進行這項工作。一個月後，由陳毅等四人署名的《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書麵報告送到周恩來的案頭。報告中詳盡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鬥爭”，認為針對中國的戰爭目前還不會輕易發生。從這個根本判斷出發，報告勾勒出以中、美、蘇三方力量相互製衡的國際戰略格局。接到報告的第二天，周恩來立刻批告外交部：有關外交類的文件，“應發研究國際問題的四位老同誌：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
以後的一段時間裏，陳毅等四位老帥在下放工廠“勞動鍛煉”期間，抱著對黨和國家極端負責的態度，從中國和世界的現實出發，就國內外大勢繼續寫出高質量的分析報告。這些報告的基調同九大政治報告特別是林彪等人對形勢的看法有著很大差異。後來的事實證明，陳毅等老帥們的看法是客觀的、有遠見的。這就為毛澤東和周恩來“掌握戰略動向”、製定符合實際情況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