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抑製頑症的努力
1972年前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從根本上說，是黨的健康力量長期以來不斷糾正黨內存在的“左”傾指導思想，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黨和人民堅持抵製“左”傾錯誤，向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頑強鬥爭的繼續和發展。可以說，從“文化大革命”前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從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一大二公”的“左”的指導思想統治到各個領域裏極左思潮泛濫，其核心都是一個“左”字。二十多年來，“左”已發展成為一種難以克服的頑症。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並將這一主張付諸實踐，因而使這場鬥爭具有深刻的意義。
1970年春，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所擬定的“四五”計劃綱要（草案）中，曾提出了許多脫離實際的高指標，明顯地暴露出當時的一種急於求成、片麵追求高產量、高速度的情緒。這種經濟工作中“左”的偏差，雖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思潮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卻有著近似的思維方式，即方法上的主觀性、片麵性和形而上學。正是這種“共同點”，使得二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夠結合在一起，造成更大的破壞性。
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以極大的精力抓了消除極左思潮對經濟工作的破壞和影響問題。1971年底，周恩來首先發現了國民經濟中的“三個突破”，引起他的高度重視。應當說，這一時期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三個突破”，固然與“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夥的惡劣影響有很大關係，但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嚴重偏差，而這種偏差，正是“文化大革命”前黨在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未予根本糾正的結果。為此，周恩來曾多次將它們聯係起來進行批判。
1973年2月，他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時，就曾列舉“大躍進”期間過多投放貨幣的曆史教訓，告誡票子發放已“到了最大的警戒線”；針對出鋼不能軋材的情況，他指出，這“還是10年前存在的問題”。1972年11月，周恩來在國務院召集的一次會議上更明確指出：“急躁情緒，20年都在犯！屢犯屢改，屢改屢犯！”道出了經濟工作中存在的這種頑症。
周恩來在批判極左思潮中解決“三個突破”，反映出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黨內健康力量糾正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的再次努力，是“文化大革命”前黨中央集體一貫糾“左”的繼續。
早在“文化大革命”準備和醞釀期間，黨內對於意識形態領域中愈來愈過火的政治批判運動就產生過不同意見，出現多種方式的抵製和鬥爭。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陶鑄等分別采取多種方式，力圖將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試圖保護住更多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以及廣大知名人士，盡最大可能來減少“文化大革命”給黨和人民造成的損失。
在這些努力失敗不久，麵對極左思潮泛濫、黨的組織癱瘓、整個國家混亂的嚴重局麵，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一批久經考驗的革命家挺身而出，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表示了強烈不滿，向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麵對麵的鬥爭，即1967年的“二月抗爭”。在這場鬥爭中，周恩來雖不便公開表態，但明顯地他是站在這些老同誌們一邊的。此後，中央政治局便在實際上停止了活動，周恩來的處境尤為困難。
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為契機，周恩來領導黨和人民的健康力量，向極左思潮展開了持續的、深入的批判和鬥爭，成為“文化大革命”中黨和人民抵製“左”傾錯誤，反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鬥爭的繼續和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麵：
首先，在“文化大革命”前致力糾“左”、“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存在的黨內健康力量在鬥爭中開始發展壯大，並力圖實現對各項工作的正確領導。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由於黨中央集體已基本失去抵製“文化大革命”錯誤的能力，林彪、江青集團更加為所欲為，到處伸手擴張勢力，黨內健康力量被嚴重削弱。林彪集團覆滅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軍委工作由葉劍英主持、李先念（後又有鄧小平）等參加。這就表明，此時黨內健康力量不僅存在，而且正逐步將黨政軍的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後來進一步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提供了組織領導上的保證。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一批老同誌站出來工作，更使得林彪、江青一夥妄圖“改朝換代”、“把老幹部一個個打光”的罪惡目的遭到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