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幹部的解放和複出，即以事實宣布了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和目的的失敗，由此恢複和建立起久經考驗的老一輩革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尤其是1973年黨的十大前後鄧小平等老同誌再次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對於此時結成“四人幫”的江青集團勢力多有鉗製。如此，1974年周恩來病重住院之後，才能夠逐步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內健康力量，繼續進行糾正“左”的錯誤、反對江青集團的鬥爭。
第三，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縱觀全局，采取了為當時客觀條件所允許的方式方法，成為後來鄧小平等領導的1975年鬥爭的重要借鑒。例如，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爭取毛澤東的支持，仍然是實現整個鬥爭的一個基本條件。此時毛澤東雖然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但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如加快國民經濟發展、解放更多老幹部、開展靈活多樣外交等方麵，都作出不少正確決策，對克服極左思潮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許多場合下，毛澤東的支持，往往成為排除江青集團幹擾破壞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再如，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中，周恩來首先從經濟領域入手，聯係實際，解決林彪一夥幹擾破壞的問題。這也是一條重要經驗。經濟工作是江青一夥插手較少、不很熟悉的一個領域，周恩來在糾“左”過程中雖然也遇到江青集團從中作梗，但他們終究不能抓到更多的理由加以反對。同文教科技等江青集團一手控製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比起來，經濟領域的整頓畢竟要容易一些，可謂先易後難。1975年的全麵整頓，也是采取了類似的方法，首先從國民經濟中關係國計民生的最重要的部門入手，再擴及其他部門、其他領域，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整頓方針，進而取得巨大成效。
最後，輿論宣傳作用十分重要，必須牢牢掌握在黨的健康力量手中。這是1972年和1975年兩次鬥爭的共同經驗。“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思潮正是通過報刊廣播等宣傳手段來擴大和施加其惡劣影響的。大造反革命輿論，確是林彪、江青集團，尤其是江青一夥的看家本領。為此，必須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才能有效地實現各項工作的整頓。1972年下半年後，江青集團重新竊取了宣傳主動權，隨即掀起大批修正主義“回潮”、“複辟”的陣陣惡浪，成為批判極左思潮鬥爭不斷受挫、被迫進入尾聲的一個原因。鑒於這一教訓，鄧小平從一開始就十分注重輿論工作。他在宣傳大權不完全掌握在手中的不利條件下，利用多種場合，以其特有的簡潔、犀利的語言來抨擊“左”的錯誤，批駁江青一夥的謬論，道出了人們想要說而又不能說出的話。根據他多次講話精神，這一時期產生的《論總綱》等文件，更是從理論上深入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已為事實所證明的錯誤做法，切中江青集團的要害，因而深得黨內外絕大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應當說，正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在大造革命輿論方麵的成功努力，才使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明辨了是非，為1976年的“四·五”強大抗議運動提供了思想條件。
1972年前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雖然最終由於種種原因而被迫中斷，但黨和人民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反對江青一夥的鬥爭並未停止。1975年，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在1972年鬥爭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經驗，把握時機，重整旗鼓，同“左”傾錯誤和“四人幫”一夥展開了一場更大規模的戰鬥。
（安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