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經過大力整頓，“文化大革命”前許多合理的規章製度得到恢複，國家開始建立起較為正常的生產和工作秩序。這個問題，也是黨內健康力量與“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集團反複鬥爭的一個焦點。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革命”就與生產發生尖銳衝突，“革命”破壞生產的情況愈來愈嚴重。盡管中央多次發出“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但在派性和無政府主義嚴重存在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真正恢複、建立起正常的生產和工作秩序的。而隻有徹底揭露和批判極左思潮煽起的派性和無政府主義，才能抓住問題的關鍵，進而徹底改變管理混亂、生產下降的局麵。應當說，1972年以來逐步實現的黨的經濟政策的落實和企業管理製度上的整頓，也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進行的大規模的“抓生產”之舉，是黨實行對於經濟工作的有效領導的一個開端。
第三，黨和人民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空頭政治、個人崇拜等做法已有所認識並開始初步從思想上加以抵製。所謂“突出政治”和個人崇拜，是林彪集團借以起家和大搞陰謀的兩大“法寶”。對此，黨內健康力量從一開始就做過抵製和鬥爭，盡管這種抵製和鬥爭是在十分有限的範圍內進行的。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過程中，周恩來十分注重用事實來揭露“文化大革命”中隻抓“革命”、不問生產的空頭政治所造成的危害，提出政治必須落實到生產業務上，提倡要為革命學習業務、鑽研技術。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雖然還不可能涉及“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根本性的錯誤，但人們對於恢複生產、恢複文教科技等戰線的正常工作所表現出來的空前的熱情和積極性，表明人們已從思想深處開始脫離抓階級鬥爭萬靈的固有觀念，而將著眼點放在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生產發展方麵。這在黨的工作重心沒有也不可能實行轉移的年代裏，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
對於“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掀起的狂熱的個人崇拜，人們在思想感情上的冷卻更是前所未有的。在人們頭腦中，吹捧者與陰謀家之間已習慣性地畫上等號，對極左思潮大搞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處處強加於人等極端做法產生的厭惡情緒，似乎成了人們對於幾年來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反省。當然，這種“冷卻”和“反省”，還不可能徹底擺脫感情上的因素而真正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但與此前的那種盲目時期相比，畢竟是要“自覺”得多了，可謂思想解放路程中的一次啟蒙。
（三）全麵整頓的先聲
曆史已經表明，鄧小平等領導的1975年的全麵整頓，是黨內健康力量為糾正“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左”傾錯誤而進行的一次空前壯舉。此舉對於後來進一步啟發黨和人民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認識、對於加速江青集團的覆滅，產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響。然而，曆史的發展從來都是各個發展階段相互聯係的一個過程。如果說，鄧小平等領導的1975年的全麵整頓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黨和人民鬥爭的一次高潮的話，那麼，周恩來領導的1972年前後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則是這一高潮的先導，它為1975年的鬥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起到承前啟後的作用。
第一，這次糾“左”，為後來係統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提供了理論依據。在聯係各條戰線實際、揭批林彪一夥的倒行逆施的過程中，周恩來曾多次指出，對“文化大革命”前17年各條戰線的各項工作都要一分為二，不能全盤否定。這就為重新調整黨的各項政策、恢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概否定的前17年的正常工作和合理規章製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應當說，從1972年的初步整頓到1975年的全麵整頓，都是以此為基本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