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在同年年初召開的計劃會議上，討論了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這個文件同1972年計劃會議紀要相似，仍以糾正生產管理中存在的極左思潮和反對無政府主義傾向作為指導思想，提出了加強統一計劃和整頓企業管理的十條規定，並重申了政治掛帥要掛到業務上的觀點。會上，全國28個省市均對文件表示讚成。唯獨上海市反對。張春橋宣稱：這是“拿多數壓我們，我堅決反對，我們是光榮的孤立”，並強令把文件收回。張春橋的蠻橫態度，表現出在周恩來批極左的正確意見遭否定後，江青集團得誌猖狂的囂張氣焰。
同時，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外事幹部學習了毛澤東幾年來有關對外宣傳的一係列指示（主要批評“以我為核心”、“強加於人”等極端作法），排除江青一夥的幹擾，批判了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及其給對外工作造成的惡劣影響和破壞。這就在實際上支持和貫徹了周恩來提出的批判極左思潮的主張，否定了江青、張春橋一夥的謬論。
3月4日，周恩來在召集一些外事單位負責人的談話中，針對不少單位在對待外國專家方麵仍存在的排外主義、民族歧視等錯誤傾向提出批評，指出“林彪、陳伯達、王、關、戚幹擾破壞正確方針政策落實”，“一定要批判這些錯誤，自我批判後，我們就主動”；“要向外國專家公開承認錯誤，不要怕這樣做又要犯右的錯誤”。3月8日，周恩來在邀請外國專家及其家屬參加的國際勞動婦女節紀念會上，嚴厲批判了林彪、陳伯達、王力一夥給予外事工作的幹擾破壞，對遭錯誤批判和被迫離開我國的外國專家表示歉意，並當場率先作出自我批評，使得到場的外國專家深受感動。
在解放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方麵，周恩來同樣進行著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在一封信中明確提出：譚震林“是好同誌，應該讓他回來”；當時“大鬧懷仁堂”事件“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誌的局勢所激成的”。此外，周恩來再次提出要改善監獄待遇，廢除“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對已經解放的老幹部，他提出應讓他們參加領導班子，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建議抓緊解放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並具體提出先易後難的方案，送政治局討論。待中組部提出了一個300多人的名單後，他又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逐一研究、通過。同日，根據毛澤東批示，黨中央決定恢複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成為周恩來領導的這場鬥爭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對後來黨和人民的鬥爭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自1971年底以來，周恩來領導的這場持續糾正“左”的錯誤的鬥爭，由於符合全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心願，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擁護，但同時也遭到江青集團的愈來愈凶猛的反撲。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夥又從教育界開刀，連續製造了張鐵生白卷、批《園丁之歌》、批“師道尊嚴”、突襲考教授、馬振扶公社中學等事件，在全國掀起一股股所謂批修正主義“回潮”、“複辟”的惡浪，其矛頭無一不是對準周恩來及其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對此，周恩來雖然堅持鬥爭，但畢竟已力不從心，致使這場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不得不因連連受阻而開始進入尾聲。
在黨的十大上結成“四人幫”的江青集團向周恩來進行反撲的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遲群一夥在清華大學搞的所謂“三個月運動”。這年10月至12月間，在遲群等人的操縱下，清華園內掀起上揪“資產階級複辟勢力代表人物”、下掃“複辟勢力的社會基礎”的“反回潮”運動。運動中，遲群一夥揮舞“裴多菲俱樂部”、“自由論壇”、“反對工人階級領導”、“反對教育革命”、“反對‘七·二一’指示”的棍棒，對廣大知識分子進行打擊迫害。這場運動，嚴重地影響到北京和外省市的許多院校，使周恩來嘔心瀝血恢複教育係統正常工作的努力遭到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