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文教科技等戰線的工作開始有了起色，廣大知識分子長期受壓抑的情況有所改變。“文化大革命”風暴襲來，文教科技界的廣大知識分子首當其衝，這些領域的工作受到嚴重的破壞。林彪事件之後，特別是自1972年下半年起，周恩來多次提出要批判文教科技界的極左思潮，並親自領導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使廣大知識分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所在。由此，文教科技戰線的工作重又出現生機。
在文化界，這一時期的報刊、圖書種類開始擴大，印數明顯增加，一些出版社也開始整頓恢複，文物考古事業亦取得重要成果。《園丁之歌》等劇目的出現，更是打破了幾個樣板戲長期壟斷文藝舞台的局麵。
在教育界，廣大教師紛紛起來批判林彪一夥煽動極左思潮、破壞教育工作的罪行。“文化大革命”前許多合理的教育製度和教學方法得到恢複，高校招生的質量逐步提高，數量有所增加，廣大教職工的積極性重新調動起來，人們學文化、學業務、學技術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非難。此外，國家還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首批留學生。
在科技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再度提出，給科研人才的培養和科學研究的開展創造了較為有利的政治環境。特別是在周恩來親自關心、指導下，“文化大革命”中遭荒廢的基礎科學理論研究以及與此相關的實驗室、研究所的改造和建設等受到重視，開始提上議事日程。
除文教科技界外，這一時期衛生、體育等各界的工作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複和發展。
第四，對外工作局麵迅速打開，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林彪、江青集團插手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對外工作曾發生多起重大涉外事件，給國家聲譽造成極大損害，是建國以來受破壞最嚴重的時期。“九·一三”事件後，在毛澤東、周恩來領導下，外交工作排除幹擾，進展迅速，取得了重大成果。
1971年10月，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益得到恢複，引起對外關係的一係列新變化，與我國建交和要求恢複正常關係的國家與日俱增，“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國受孤立、被封閉的情況開始好轉。1972年尼克鬆訪華，中美首腦會晤並發表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上海公報》，標誌中美兩國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同年3月，中英兩國達成正式建交協議，兩國外交代表由代辦級升格為大使級。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簽訂了中日建交的《聯合聲明》，更引起國際間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震動。同年10月，我國又與聯邦德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至1973年底，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已達90個，我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
在毛澤東、周恩來領導下這一時期出現的外交格局的新變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當時我國受包圍、被封鎖的不利形勢，而且對於後來我國不斷發展擴大對外交往，直至今天我們在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下實行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具有曆史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