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也嚴重地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廣大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為此，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後，根據周恩來的多次講話精神，國務院曾先後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和全國林業會議，決定適當放寬農村經濟政策，允許農民個人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允許生產隊擁有因地製宜種植的靈活性。此外，國家還通過調高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降低支農產品的出廠價和銷售價以及實行糧食征購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這是對農村長期搞“一平二調”、“割資本主義尾巴”等“左”的做法的初步糾正。
1971年12月，黨中央又作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重申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同時，指示還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經驗，要全麵發展，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恢複了過去黨的正確方針，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十年動亂期間，林彪、江青集團煽起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端作法，使得各級領導幹部普遍被打倒、挨批鬥，許多老同誌遭到非法監禁、隔離。不肅清這一極左思潮在幹部問題上的影響，一大批幹部就站不出來，就不能在各條戰線上發揮他們的重要作用。
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剛過不久，周恩來即指示公安部對監獄情況作一次全麵檢查，並對在看管人員中存在的寧“左”勿右等錯誤思想認識提出批評。同時，在毛澤東的過問下，周恩來想方設法，使相當一批老同誌解除了囚禁。根據他多次指示，有關部門還對這些老同誌進行了及時治療和妥善安置。對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的老同誌，周恩來也盡一切努力，以挽回損失。
1972年1月，陳毅逝世。出於對老戰友的悼念以及對所謂“二月逆流”表示公開否定，毛澤東親自參加追悼會，並慰問了陳毅的家屬和子女。就在這次追悼會上，周恩來暗示陳毅的親屬將毛澤東關於鄧小平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評價傳出，以擴大影響，廣造輿論。在此之前，周恩來還曾利用各種場合讓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擊迫害的老同誌公開露麵。這一年1月下旬，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林彪一夥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聽說有的地方還在講“二月逆流”，現葉劍英副主席已主持軍委工作，對再講“二月逆流”的話，要進行批駁。
同年4月，陳正人、曾山兩位老同誌因醫療條件所限救治不力，十天內相繼去世。這一情況，使周恩來認識到黨的幹部政策在實際工作中仍未完全落實。他一麵要求衛生部盡快解決老幹部的醫療問題，同時指示《人民日報》社起草一篇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經他修改後發表。這篇社論重申了毛澤東一貫倡導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強調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排除幹擾，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
在周恩來的持續努力下，自1972年以來，有越來越多的老同誌站出來，有的重新擔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領導職務，成為不斷糾正“左”的錯誤的重要力量。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親自指導文化、衛生、體育等戰線加緊肅清極左思潮的影響。他反複強調：過去，林彪造成了極左思潮、形式主義，隻搞那個“突出政治”，不搞業務，不抓訓練；現在是要提倡為革命刻苦鑽研業務技術，提高質量，勇於攻關。針對文藝界萬馬齊喑、百花凋零的局麵，周恩來尖銳指出，“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周恩來的這些意見，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開展。
在周恩來領導下，各地各條戰線聯係實際批判林彪的過程，實際上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績、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恢複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過程。這不能不引起與“文化大革命”命運攸關的江青集團的極端仇恨。1972年初，張春橋就對《全國計劃會議紀要》百般刁難，阻撓下發。隨著形勢的發展，黨內堅持與否定“左”的錯誤的鬥爭也必然更加激烈。
（二）鬥爭的深入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深入發展的時期，也是黨和人民同江青集團鬥爭異常激烈的時期。此前，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認識的顧慮和障礙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提出要進一步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