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1月底，雙方的鬥爭終於發展到彼此“攤牌”的程度。11月28日，中聯部、外交部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寫給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中提出：鑒於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在外事部門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批評和肅清，擬召開一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任務是聯係外事工作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以便更好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11月30日，周恩來對報告作出“擬同意”的批示。然而，次日張春橋卻在送“總理再閱”的批語中明確表示反對批極左。他一方麵詭稱“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麵情況”，另一方麵又提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12月2日，江青在對報告的批語中進一步提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由於張春橋、江青的反對，12月3日中央政治局就此事進行討論。根據政治局討論意見，外交部重新修改起草《關於召開外事工作會議的請示報告》，刪去了原報告寫的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等語。但仍強調“主要學習毛主席最近一兩年來關於對外工作的批示”、“總理今年8月1、2日接見駐外使節的談話（紀要）”。12月4日，周恩來批示同意外交部的修改報告。
周恩來與張春橋、江青對外事會議報告所作出的觀點針鋒相對的批示，表明黨內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團的鬥爭已達到白熱化程度，成為1972年前後這場鬥爭的最高潮。
當鬥爭處於膠著狀態之際，人民日報社的一位負責人出於對江青集團大反“右傾回潮”、把矛頭對準周恩來等一係列作法的不滿，於12月5日寫信給毛澤東，表示“很同意”周恩來關於《人民日報》等單位要批透極左思潮的意見，認為批極左不僅適合機關內部的實際情況，在輿論宣傳方麵也同樣適用。信中還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反對批極左的情況。這封信在客觀上促使毛澤東出麵，對激烈交鋒的兩種不同意見進行最後裁決。
作為在指導思想上仍堅持“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毛澤東，此時是不可能讚同周恩來的意見的。12月17日，他在與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中明確表示反對批極左思潮，認為《人民日報》那位負責人信中的觀點不對，當前應當批林彪的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的“極右”。這是毛澤東擔心批極左將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所得出的必然結論。
毛澤東的結論，成為自“九·一三”之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糾正“文化大革命”中錯誤的一個轉折點。早就對周恩來心懷不滿的江青一夥，這時更是有恃無恐，公開向周恩來發難。1973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明確提出，要始終把批判的矛頭對準林彪一夥，“牢牢掌握這個鬥爭的大方向”。就是說，在運動中隻能批判林彪，不許涉及其他。這樣，就等於給江青集團在批林中被揭露上了“保險”，為其後的進一步反撲開了“綠燈”。
（三）鬥爭的繼續和江青集團的反撲
盡管鬥爭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卻沒有改變周恩來繼續批判極左思潮的決心。1973年，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開使用“批極左”一詞），仍在繼續進行。
1973年2月，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時，曆數無政府主義在企業中的種種表現，再度尖銳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給國民經濟帶來破壞性後果的極左思潮，指出：“林彪一夥破壞經濟所造成的惡果這兩年表現出來了”，國民經濟“現在根本沒有比例”，在計劃工作上也“沒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後果消除掉”。他同時還強調，要把“整頓的方針”寫清楚，要實行按勞分配和必要的獎勵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