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
1971年林彪事件後，中國國內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主持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周恩來順從黨心民意，毅然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努力糾正“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些錯誤做法，落實黨的正確的政策，使得各項工作出現轉機。周恩來領導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成為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艱難曲折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林彪事件後的國內政局
早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黨和人民中的一些健康力量就開始同某些“左”傾錯誤以及林彪、江青一夥的極端作法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有限的鬥爭。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些鬥爭均遭失利，造成極左思潮泛濫，“文化大革命”災難被迅速推向全國。1971年秋，即“文化大革命”發動後的第五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隨之引起中國國內政局一係列深刻變化。這些變化，給正處於極度困難條件下的鬥爭帶來了重大影響，成為1972年前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曆史契機。
（一）人民的反思
“九·一三”事件的發生，給黨和人民以極大的震動。作為這種震動的直接表現，是人們思想認識上的一係列變化。在批林整風運動中，人們通過黨中央下發的大量材料證據，逐步認清了林彪這個兩麵派、陰謀家的本來麵目，對其策動武裝政變、謀殺毛澤東主席的罪行激起了強烈義憤；同時，人們更痛感曆史給予的無情嘲諷和莫大羞辱。突來的林彪事件成為許多人認識上的一個轉折點，爾後人們更信服的是事實，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所盛行的口號式的說教。
林彪自我爆炸的嚴酷事實，打破了長期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人們頭腦中所形成的固有觀念，人們不能不開始對毛澤東的絕對正確、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產生疑慮。“文化大革命”--這件“反修防修”的“頭等大事”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實際上已開始發生從未有過的動搖。
黨中央統一領導的批林整風運動，對於揭批林彪一夥起到重要作用。但由於這場批判運動回避了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錯誤，因此不能正確解釋過去的曆史和回答人們頭腦中的大量的疑問。尤其是宣傳中一再將粉碎林彪集團歸結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從而掩蓋了這一集團及其煽動的極左思潮正是“文化大革命”產物的事實。這種結論與事實的尖銳對立，造成人們現實思想和行動中許多難以解脫的矛盾。力求正確解答這些矛盾的不斷思索，促使已開始變化了的人們的認識又進一步發展、深化。
（二）毛澤東的鬆動
林彪事件的發生，也為毛澤東本人所始料不及。“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林彪的一些極端言論和做法不滿意（如對林進行過某些含蓄的批評）是事實，但他重用林彪一夥也是事實。由此，毛澤東不能不重新考慮過去因信任林彪而采取的一些作法是否正確，進而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某些政策進行有限的調整。
“九·一三”事件之前，即在1970年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即開始揭露和批判陳伯達，並由此入手，批評林彪一夥的錯誤。隨後，毛澤東又表示對個人崇拜“討嫌”，對“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存在的講假話和虐待“俘虜”的情況表示“不滿意”，表明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錯誤已有所認識，出現鬆動的“前兆”。林彪事件後，從1971年10月起至翌年初，毛澤東在一係列言論中集中批判了林彪，同時肯定了受到林彪一夥打擊、迫害的老同誌。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見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批判了林彪搞的形式主義和選拔幹部的所謂“三條標準”，實際上是否定了林彪自1960年主持軍委工作以來所搞的“突出政治”的一套作法，而這些作法，過去毛澤東本人也曾加以肯定過。之後，毛又對林彪鼓吹和“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緊跟”等提法表示異議。同年11月14日，毛澤東又親自為所謂“二月逆流”平反，認為“二月逆流”的性質是老同誌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1972年1月初，毛澤東在與周恩來、葉劍英的談話中進一步否定了所謂“二月逆流”，並親自參加陳毅追悼會。這樣，毛澤東不僅在內部場合，而且也在公開場合表明了他對“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錯誤的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