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九·一三”之後，他決定由周恩來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把黨政軍的重要權力交給周恩來、葉劍英等。這樣，就使得黨內上層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最重要的變化，黨內健康力量獲得了極大加強，成為周恩來等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公開地、主動地著手糾正“左”的錯誤的一個基本條件。
總之，“九·一三”事件後國內政局發生的一係列變化，是“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在客觀上宣告失敗的必然反映。周恩來所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開始著手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提出批判極左思潮，不僅為大勢所趨，也是人心所向。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進行的艱難而曲折的鬥爭，由此揭開了新的一幕。
二、周恩來領導批判極左思潮
“九·一三”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自1971年12月批林整風運動開始，到1973年下半年被迫中斷，持續近兩年之久。這場鬥爭的實質是：在可能的條件和範圍內，努力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阻止和減少它的破壞，逐步恢複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使國民經濟在相對穩定的局勢下擺脫困境並有所發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
（一）鬥爭的展開
1971年底到1972年上半年，隨著批林整風運動的深入，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全麵展開。這一段的鬥爭，集中表現在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方麵。其主要特點是，周恩來自“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所致力於發展生產、保護幹部的一貫努力，正逐步轉變為黨的具體政策，並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實施、生效。
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來，周恩來就多次提出：要全麵貫徹“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林彪事件後，各地各條戰線都把加強企業管理，恢複和建立合理的規章製度，理直氣壯地抓生產、學業務、鑽技術，作為聯係實際批判林彪一夥所散布的謬論的具體步驟，著重批判了空頭政治的反動觀點。
1971年12月至翌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是聯係經濟工作實際、批判林彪一夥幹擾破壞的一次重要會議。會前，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時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亂得很，要整頓。進而首次提出整頓的意見。會後，國務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明確規定企業要恢複和健全崗位責任、考勤、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設備管理和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七項製度，要抓好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等七項指標。這個文件的製定，體現了周恩來長期以來力求恢複和發展生產，堅持又紅又專，反對空頭政治和無政府主義的願望。這個會議紀要，雖然後來被張春橋以種種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貫穿的整頓的指導思想卻在實際工作中得到體現，成為落實黨的各項經濟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據”。
1971年底至翌年5月，周恩來進一步從產品質量入手，解決企業無人負責、無章可循的混亂局麵。1971年12月26日，他同葉劍英、李先念等一起聽取了有關航空工業產品質量問題的彙報，明確指出：質量問題是個路線問題，要恢複合理的規章製度，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之後，周恩來又對飛機和汽車生產質量問題多次批示，一再告誡質量問題須“提起警惕”，要“放在議事日程來解決”。
1972年四五月間，周恩來連續抓了出口罐頭、襯衣、照相機等日用工業品和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尖銳指出：“現在是不敢管，無政府主義泛濫，領導機關不敢講話”。根據他的指示要求，國務院對有關產品的質量問題專門發出通報，召集有關人員進行研究，查找、分析存在問題的原因。通過大力整頓，使一些產品質量得到明顯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