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短短幾個月裏所作出的這些“鬆動”，實際上也是在非正式地回答因林彪事件而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種種疑問。但需要指出的是，如同1958年冬至1959年春糾正“大躍進”中的某些具體錯誤、但未從根本上糾正“左”的指導思想一樣，毛澤東雖然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錯誤，但他並未真正放棄“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堅信“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反修防修這樣一場“大革命”的必要性。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還是毛澤東關於“二月逆流”的解釋。在對這一重大事件的性質的判斷上，他隻講老同誌們向林彪一夥鬥爭的一麵，而隻字未提老同誌們同時向江青、張春橋等人鬥爭的事實，實際上是繞過了這場鬥爭抗拒“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質。關於這一事件，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和黨的九大曾將其定性為“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替已經被打倒的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因此，如果真正為“二月逆流”平反，即肯定這場鬥爭的正確性，那就同樣需要由黨的正式會議作出決議，推翻過去的錯誤結論。可惜的是，毛澤東當時不可能這樣去認識，直到他去世之前，黨中央始終未作出任何決議為所謂“二月逆流”正式平反。
曆史發展表明，毛澤東這種始終堅持“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即所謂“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認識，給黨和人民後來的鬥爭帶來了極為重要的難以遏止的消極影響。
（三）江青集團的“退卻”
早在“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江青、林彪兩個集團就開始勾結。“文化大革命”發動後，這兩個集團在“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動亂中又都分別加強了各自的勢力，並開始著手實現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的同一目標。也正是如此，在它們之間除有互相勾結、利用的一麵外，也必然存在矛盾和鬥爭的另一麵。
林彪一夥的覆滅，對江青集團來說無疑是解除了一個直接的威脅，其勢力必然借機得到加強，但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隨後開展的對林彪的批判，又造成了對江青集團的新的威脅。為此，在批林整風運動中（盡管這場運動回避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錯誤），江青一夥一掃昔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威風，開始悄悄“退卻”了。這是因為，江青一夥無法抹去它與林彪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結、利用的大量事實，更無法從理論上區別它與林彪一夥“何其相似”的極左麵目和一貫手法。特別是這兩個集團的共同本質，使得它們都必然將自己置於黨和人民的對立麵。黨和人民對於林彪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批判越深入，江青一夥的反動麵目也就隨之暴露得越清楚。
人們看到，這個靠煽風點火、大造反革命輿論起家的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在林彪事件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忽然變得極少出頭露麵，更不見一篇像“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所謂“黑幫”、“黑線”的氣勢洶洶的大塊文章。這個集團的頭麵人物江青，還在“九·一三”後的一些場合裏極力表白她同林彪的“鬥爭”，把自己扮作林彪一夥的受害者和反林的“功臣”。江青集團的這些異乎尋常的表現，除暴露出他們與林彪集團有著共同的反動本質外，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林彪事件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衝擊。
（四）周恩來身負重任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處境艱難：他既要在總體上維護並表示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實際工作中糾正“文化大革命”的許多極端作法，努力減少“左”的錯誤造成的損失。運動中，由於大批黨政軍領導人被打倒或靠邊站，加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利用毛澤東的錯誤篡奪了愈來愈多的權力，使得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黨內健康力量更顯勢單力薄。
林彪集團的覆滅，使政局發生了明顯變化：毛澤東在有限的範圍內調整了政策，江青集團也不得不有所收斂。尤其重要的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飽嚐動亂之苦後已開始省悟，黨心民心渴望安定團結，渴望把生產搞上去，生活得到改善。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周恩來以新的麵貌出現在億萬人民麵前。如果說，在林彪事件中，人們對毛澤東主要是因免遭林彪謀害而深感慶幸，那麼，對周恩來則更多的是一種油然而生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在人們的心目中，周恩來的形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高大。他對領袖的忠誠不是在言詞上下功夫，而是全部表現在實際行動中。人們看到，在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重要曆史關頭，隻有周恩來才能真正輔助毛澤東、保護毛澤東。相比之下，自詡為“反林英雄”的江青一夥卻毫無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