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周恩來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修改憲法、召開九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議的指示，並確定了黨中央為此進行工作的計劃。按照這個計劃，到8月20日，將基本完成四屆人大有關文件起草和其他各項準備工作；8月下旬，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國慶節之前，舉行四屆人大一次會議。
然而，討論修改憲法會議上的一場風波，打破了幾個月來的“平靜”。
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憲法工作小組召開會議，討論憲法草案稿的文字修改問題。會上，張春橋和吳法憲就憲法草案稿中有關提法發生爭論。張以毛澤東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談到“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是諷刺”為據，提議刪去原草案稿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以及“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等語。吳對此反駁說，“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張春橋代表的是江青一夥，而吳法憲則屬於林彪集團。二人在修改憲法會議上的爭吵，正是“文革”中江青集團與林彪集團各自利益衝突的體現。
會後，吳法憲到陳伯達處詳細談了爭吵情況，並通過黃永勝報告了林彪。隨即，吳又向周恩來報告了此事。
17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憲法修改草案作最後定稿。會前，在北戴河的葉群曾打電話給陳伯達、黃永勝，要他們準備“天才”方麵的語錄，以便在政治局會上同張春橋等作“鬥爭”。周恩來也對會議將發生“激烈爭論”有所準備。但出乎意料的是，張春橋等人在會上未發一言，憲法草案稿被順利通過。
於是，周恩來開始部署即將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
但這時的林彪卻暗中吩咐黃永勝、吳法憲：要多小心，這件事（即同張春橋等的爭論）沒有完，到廬山會有大的鬥爭。
在黨內高層發生的這起“文字”爭論的背後，正孕育著一次權力的再分配。林彪、江青這兩個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宗派勢力之間長期掩蓋著的矛盾，到這時終於露出端倪，由暗鬥轉入明爭了。
這實際上是一場你死我活的“大廝殺”的前奏。
二、廬山麵目
1970年秋，江西廬山。群巒疊翠，霧海蒼茫。
8月20日前後，位於廬山北麵十幾公裏的九江機場格外繁忙，馬達晝夜轟鳴，一架架飛機在這裏頻繁起落，來往如梭。準備出席廬山會議的中央和地方負責人正陸續到達這裏。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將於8月下旬在廬山開幕。這是建國後召開的第三次“廬山會議”，到會共計253人。
與前兩次不同的是，原黨中央核心的主要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沒有出現在這次會上。其中，劉已於1969年11月在河南開封冤逝，而鄧則在離廬山不遠的南昌郊區過著“謫居”式的生活。
8月20日下午，在接待完兩批外賓之後，周恩來登上飛機，直飛九江機場。傍晚時分，抵達廬山。周恩來是最後一個上廬山的中央領導人，他住在當年馬歇爾下榻的一幢小樓裏。
第二天，周恩來就全會議程問題書麵報告毛澤東和林彪。然後，分別前往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處談話。
22日下午3時許，毛澤東在他住地牯嶺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商定全會會期、日程、分組等事。談到設國家主席問題時，會上除毛澤東外，幾名常委都認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時，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康生、陳伯達、林彪也先後表示應設國家主席，並主張由毛澤東重新擔任國家主席。對此，毛澤東頗不以為然。他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原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這是毛澤東自1970年春以來第四次提出他對這件事的看法。毛澤東還似乎是有所指地告誡說：要把這次全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而不要開分裂的、失敗的會。
23日下午4時，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人民劇院開幕。毛澤東主持開幕式。周恩來首先宣布全會議程：一、討論修改憲法；二、討論國民經濟計劃；三、討論戰備問題。
隨即，林彪作長篇講話。他說：“這次憲法修改草案，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無產階級專政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憲法的形式把這些固定下來非常好，非常好！”“我最感興趣的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點。”又說，“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