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周恩來身體力行，親自召見了英國代辦，向他講了上述意思，英代辦當場表示理解和感謝。就在這一年，英國政府向我表示願意撤銷英在台灣淡水領事館，並希望就中英兩國外交關係升格問題進行談判。1972年3月，鑒於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條件，兩國終於達成由代辦處升格為大使館的協議；至此，中英兩國由“半外交關係”進入“全外交關係”，從而為日後兩國關係正常化（包括香港問題的解決）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四、江青痛失“車、馬、炮”
縱觀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曆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對於後來一係列事情發展所起的“深刻影響”確實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動極左思潮的頭麵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曆史作用”，這就是：迫使那個一年多來亂黨、亂國、亂軍的“禍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組收斂氣焰，開始走下坡路；並成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後期一直堅持主張並親自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重要“起點”。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根據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規定成立的。這個名義上“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機構，實際上掌握著對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包括相當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內）的“生殺予奪”的大權。“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多次肆無忌憚地攻擊、汙蔑、栽贓於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陶鑄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的事實，便是中央文革擁有這種非其莫屬的“特權”的有力證明。
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組內部才絕對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謂“保皇派”。僅半年多時間，江青、陳伯達、康生一夥就先後將原在中央文革任職的陶鑄、王任重、劉誌堅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時，又對尹達、謝鏜忠、穆欣等不肯與他們同流合汙的幾個成員施加迫害，一一排擠出“小組”之列。這樣，“中央文革小組”便成為由“大三”（即江青、陳伯達、康生）加“軍師”（張春橋）加“刀筆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關鋒、戚本禹）為其基本陣容的盤踞在黨內高層的一塊“毒癰”。直至1969年黨的九大之後，“中央文革小組”自行“消亡”卻“死而不僵”。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原“小組”內的“中堅力量”又將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拉在一起，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10年“文化大革命”的曆史表明：此害不除，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
在外交部“奪權”前後，周恩來和陳毅在外事口一係列問題上所作的種種鬥爭，歸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場鬥爭。正如周恩來後來所指出的那樣：“‘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在青年中產生極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說服和糾正的。問題是有些壞人利用這個機會來操縱群眾運動，分裂群眾運動，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這種人隻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後才能發現。”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發生的外交部“奪權”，以至其後發生的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確使新中國的外交事業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損害；但另一方麵，這種極端無政府主義的行徑，也暴露了借此“操縱群眾運動”和“破壞我們的對外關係”的壞人。周恩來正是以此為契機，將中央文革中那幾個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斷地實行“處置”，拆去了中央文革這座“閻王殿”的一角。在這個“拆廟”過程中，王力、關鋒二人首當其衝，接下來，便是戚本禹。“小三”（王、關、戚）們的相繼倒台，使江青一夥痛失“車”、“馬”、“炮”，標誌著中央文革這個怪物走“背運”的開始。
以下，便是“火燒”事件發生後一周內，周恩來與中央文革之間直接或間接較量的過程：
8月23日淩晨，英國駐華代辦處大火被撲滅後兩個多鍾頭，周恩來立即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組織頭頭，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他們宣布：
一、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的。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等大權在中央，不能奪，你們在外交部“奪權”，是目無黨中央、國務院。
二、“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以“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的名義向駐外機構散布這個口號更是錯上加錯。
三、封副部長們辦公室，隨意點名、發“勒令”，造成數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斬而不奏”，這是頭腦發熱，目無中央。如果再不向你們指出這一點，我們就要犯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