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大雪壓青鬆--在外交部“奪權”前後(4)(3 / 3)

然而,這時的造反派已在開始行使“外交部部長”、“副部長”的“職權”:在他們的“批準”下,短短幾天內,已有幾十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業務監督小組”名義簽署的電報飛往各國的我外交機構,其中,還公然寫上“打倒劉、鄧、陳”的口號,強令我駐外使館、“貫徹執行”……

8月22日晚,被極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紅衛兵,在抗議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而舉行的“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的群眾示威活動中,置基本國際關係準則於腦後,竟衝擊、焚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製造了一起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給我國的國際聲譽帶來了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害,成為新中國對外關係史上的一個“冰點”。

4年之後,周恩來在同緬甸聯邦主席奈溫將軍的談話中,對火燒英代辦處曾作了這樣的敘述:“運動發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壞分子鑽進去奪了權。群眾包圍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對群眾的衝、燒行為)我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知道時,已經來不及了,燒起來了。當時我們下命令要群眾離開,那些壞人不聽。一個有趣的事情是,我們廣播命令時,英國代辦聽到了,他相信這是我們政府的意見,他就找我們解放軍保護,結果他沒有受傷。”

事情很明顯: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之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煽動下一小撮壞人所為,是與中國黨和政府曆來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也是對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艱辛開創的新中國的外交事業的一次嚴重破壞。由於這一破壞行為是在外交部“奪權”後不久發生的,因此,毛澤東、周恩來後來才多次將“火燒”事件與“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派”和極左思潮聯係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1970年12月,在開始批判陳伯達反黨亂軍的罪行時,毛澤東提到過這件事,指出:“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

1972年6月,在開展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揭批運動中,毛澤東又以此為例,痛斥那些“極左派”:我們的“左派”是些什麼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權不在我們手裏,在那些所謂“左派”的手裏;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

而對於新中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舉世公認的著名外交家周恩來來說,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更是他整個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膚之痛”。也正由於此,我們的總理才以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所獨具的博大胸襟、氣度和坦誠,來直接、恰當、穩妥地處理這一外交事件的一係列善後工作。

1971年春,經周恩來親自批準、由外交部具體負責的英駐華代辦處修複工程竣工,英代辦處機構及工作人員等遷入新居。對此,周恩來指示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在一次招待會上向英代辦當麵表示:1967年火燒代辦處是一小撮壞人幹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讚成;現在,我們給你們修複了,你們遷入新居,讓我們舉杯慶賀。但是,當時這位同誌卻因招待會上有許多外國使節在場,不好開口說這番話。回來後,周恩來批評他說:你本人也是當時極左思潮的受害者嘛,這些話你為什麼不說?當著其他國家的大使說有什麼要緊?而且還應該大聲說!毛主席幾次批評火燒英國代辦處的講話你們都學了,學而不用,不去實踐,這就叫極左思潮的影響嘛!我們在外交關係上要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雙方是平等的。人家來到我國,我們用壓的辦法是不對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們的同胞,那是它不對,但不能因此而燒它的代辦處。你搞他,他可以報複,那隻能破壞外交關係,甚至斷交。那是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的路線……。周恩來的親切教誨,使這位同誌深受感動和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