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周恩來在天津的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說：“從全國說，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狀態未擺脫，工業、農業都比較落後，甚至不能不承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比資本主義國家還落後。”“光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聯係這個（實際）不行。”“華北區是個光榮的地方。我對華北有了感情。我過去是在華北受的資產階級教育，現在我還是在這裏。在這兒要活一天幹一天。因此要不斷學，不斷改造，把主要力量用在主要方麵，把當前的抗旱救災一直抓下去。”
4月初，周恩來來到邯鄲地區磁縣，巡視打井抗旱、合理安排勞力等問題。他向當地幹部堅定地表示：“北方抗災生產抓他十年八年，一定要抓出個名堂來！”
4月10日，周恩來在回答巴基斯坦《黎明報》記者提問時充滿信心地宣布：“中國是比過去強大了一些，但還不很強大。中國人民正在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教導，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論遇到什麼風浪，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夠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建設一個包括農業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的強國，這正是周恩來長期以來由衷的願望。雖然“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打斷了周恩來從農業入手進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計劃，但是，周恩來仍不忘對農業生產的密切關注和具體指導。十幾年經濟工作的經驗和教訓使他懂得，穩住農業，就穩住了國民經濟的大頭，穩住了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大局。
1966年6月上旬，鑒於夏收、夏種、夏管季節的來臨，周恩來同副總理譚震林、李先念商量後決定，從國務院農業口和財貿口各部委中，抽調一名副部長和30名幹部，組成“三夏”工作隊，分別到北京郊區各縣抓“三夏”工作，支援麥收。15日，周恩來應邀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離京前，周恩來得知國務院有關部、委因搞運動使原定抽人支援京郊農村“三夏”發生困難，即明確指示：“每部、委都應參加一部分人，這也是一種考驗。”他還在許多場合指出：一定要抓季節，要不誤農時，講“關心國家大事”，搞好秋收秋種也是“大事”之一，從季節上說，是目前最大的事情。
“紅衛兵運動”中，周恩來及時發現並製止了一些學生組織提出的不利於穩定農村經濟政策、妨礙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口號，強調農村社隊集體經濟的基本核算單位不變，國家對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不動，農民個人仍可繼續保持自留地、飼養家禽家畜等。1966年9月，針對河北省一所農業中學提出“把一切自留地、自留園田、自留樹交給人民公社”的倡議，周恩來當即派人調查此事，告誡在這些牽動全局的問題上不可“一哄而起”，否則“就會對農業生產不利”。
1967年3月，為了減輕“全麵奪權”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周恩來提出：應“迅速建立縣一級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以便“動員一切力量狠抓農業及其增產措施，狠抓工業、交通、財貿、衛生、教育等方麵工作及其對春耕生產的支援工作”。同年9月，國務院成立了“抓革命、促生產”棉花小組，指導全國棉花生產和收購工作。1968年以後，周恩來還親自過問抗旱打井、防洪排澇、主要農副產品等方麵的工作，並直接抓化肥、農業機械等支農工業的建設。
在這段時間裏，盡管國務院有關機構和人員發生了巨大變化，出現從未有過的阻力和困難，但由於周恩來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不懈努力，整個農業形勢沒有出現大的動蕩和反複。1968年7月，李先念、李富春副總理上報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國務院業務組《關於1967年度糧食情況的簡報》中說：1967年糧食比上年增產383億斤，農村糧食情況進一步好轉。此後連續幾年裏，全國農業狀況一直趨於穩定。
和農業情況相比，工業形勢要嚴峻得多。尤其是鐵路運輸部門，始終處於“老大難”地位，成了周恩來的一塊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