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周恩來還在一些場合對抓緊工業生產和科研業務工作表示明確的意見，其中已流露出他對於形勢發展的擔憂。鑒於工業生產的狀況，他提醒說，現在，工業方麵已經出現不好的苗頭，如果繼續下去，不但今年年度計劃難以完成，還要影響明年計劃，影響整個“三五”計劃的實現。又說：“工交企業要業餘鬧革命，要堅持八小時工作製，要保證生產活動的正常進行！”他還針對國防科研中的問題強調：目前更嚴重的問題是尖端，今年已經耽誤了一個月，搞不好將打亂整個尖端工業的五年設想，那就不是幾個月，而是要推遲一兩年的時間了！
不難看出，在“文化大革命”仍繼續發動，絕大多數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尚處於“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情況下，周恩來最關心的事情不是這場“革命”能否真正發動起來、深入人心，而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秩序怎樣才不被打亂，人民群眾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基本保障，國防尖端事業能照常進行。他曾向調來國務院協助抓工業的餘秋裏、穀牧一吐心中憂慮所在：“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麵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麵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決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
在“革命”與生產的天平上，周恩來的重心實實在在地倒向生產一邊。
同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在“踢開黨委鬧革命”口號的鼓動下，不僅機關、學校裏開展“四大”，搞起運動，許多工礦企業、農村社隊、商業部門和科研院所也都紛紛建立群眾組織，互相串連，熱衷“造反”，把鬥爭矛頭對準本單位、本係統、本地區的黨政領導。這樣一來，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更大了，工農業生產各部門尤其是工業交通係統內部，開始出現大量難以控製的幹擾性破壞性因素。和絕大多數黨政機關一樣，許多工礦企業的領導班子也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造成生產指揮失靈，經濟建設停滯的嚴峻局麵。對此，周恩來極為焦慮。鑒於這時下達行政文件阻力增大，執行有限，他決定在製定若幹政策規定的同時，繼續加強對“抓革命、促生產”的解釋性宣傳。
11月9日晚，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稿《再論“抓革命，促生產”》。會上，他重申經濟建設不能停滯、中斷，並據理駁斥了那種隻講抓革命而根本不講抓生產的論調。第二天，經過周恩來審定的這篇社論向全黨、全國人民鄭重聲明“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不論在城市工礦企業、事業單位裏麵，在一切科學研究和設計部門裏麵，在農村裏麵，都是完全適用的，沒有例外的，必須堅決遵守、時刻遵守的。”因為，“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到人民的經濟生活。國民經濟是一個整體，工業生產是一個整體，一個環節扣一個環節；隻要某一部門脫節，就可能影響全局。這是常識範圍的事情，誰都會懂得的。”
在“文化大革命”即將全麵涉入工農業生產領域的緊要關頭，這篇社論毅然亮出“紅燈”，公開警告某些人不要做超出“常識範圍”的事情，其針對性是不言而喻的。幾個月來的事實，已經清楚地表明了“革命”與生產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始終不渝地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就是為了讓廣大幹部群眾打消顧慮，以便放手抓生產、抓業務；同時，也是為了讓那些一味煽動“革命”、“造反”，反對抓生產的人在基本事實麵前無話可說。這樣，無論是輿論宣傳，還是行政文件，都賦予了“抓革命、促生產”以特定的含義，在不利的政治氣候裏，創造出某些有利於維持和推動經濟工作的條件。
二、穩住農業，側重工交
“以農業為基礎”，是建國以來周恩來致力發展整個國民經濟的一以貫之的指導思想。1966年春，作為農村經濟工作的一個戰略主攻方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區）農業領導小組，由周恩來“掛帥”組長，並兼任河北、北京小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