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周恩來出席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座談會，並發表長篇講話。在談到黨的幹部問題時，他指出：“不能說全國的大學、中學裏所有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領導中有正確的、積極的因素，不能說一切都是壞的。也不能說所有黨政機關的當權派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都是，那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不是在這些地方落空了嗎？”“某些領導機關的某些領導同誌犯了錯誤，而這個錯誤即使是某一個時期的路線錯誤、方向錯誤，也不能畫等號就是‘黑幫’。”“所以，不是一切領導機關都要‘炮打’，也不是一切領導人都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更不是一切領導人都是‘黑幫’。……即使不看作一切，而看作是絕大多數，也不合適，因為不合乎事實嘛。”在談到“炮打司令部”時，他說：“你們傳了一個口號，叫‘炮打司令部’。我在這裏申明，對毛主席的話，一定要經過毛主席本人批準，由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人民出版社發表，或由各級黨委正式傳達的為準，不能以社會上流傳的作根據。……‘炮打司令部’是有所指的，不能亂打一通，不能對一切司令部都炮擊，不能把一切領導都打成‘黑幫’‘黑線’。”
9月13日，周恩來更明確提出：“黑幫”這個名稱不能亂用。“犯路線錯誤的是否就是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這麼說，沒有這個定義。”“去上海的同學問我，是否給上海市委去過電話，說‘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我確實這樣講過。因為今天我們沒有充分的材料，證明上海市委是黑幫、是不革命的。”
9月下旬，周恩來接見來京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三個紅衛兵組織代表時，再次批駁了“黑幫”“黑線”的說法，指出：這不是毛澤東思想，不是馬列主義的科學語言。
這樣，僅在9月份裏，周恩來接見北京和各地的紅衛兵就達20多（場）次，所談內容涉及黨的幹部、民主黨派、知名人士、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宗教、華僑、外事等各個方麵的政策性問題。為最大限度地利用宣傳場地，北京的一些大小禮堂和體育場館裏，都留下周恩來那不知疲倦的身影。
對於各地頻繁發生的各種涉及政策法律的事情，周恩來更是不推不拖，親自解決處理。9月19日，他對中央給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被批判、鬥爭對象工資處理問題的請示報告》的批複稿作了修改，並將報告中“凡屬定性的，暫時隻發給其本人及需要由他供養的家屬生活費”一句，改作：“即使已定性的，也暫不改變。如本人少領工資，或捐獻一部分工資做黨費，聽其自願，但不強求，也不許其由減少用費而致病”。將報告中“凡未定性的，工資可暫發給”一句，改為：“凡未定性的，工資仍照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