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運動時期，幾乎天天都在發生讓周恩來意想不到的事情，尤其是“破四舊”當中出現的那些影響麵大，涉及黨和國家政策、法律、製度方麵的問題。為此，周恩來認為有必要就這些問題當麵向紅衛兵加以勸說和引導。
鑒於紅衛兵活動大都具有自發性、隨意性的特點，周恩來首先考慮應把各種紅衛兵組織起來，以便創造給他們做工作的機會和條件。
8月24日，根據周恩來的提議，北京新市委決定成立“首都紅衛兵聯絡總站”，地點設在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內，由市委書記雍文濤主持總站工作；黨中央、國務院在聯絡總站設有辦公室，周恩來委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總負責，以了解、溝通情況，及時發現各種問題。
26日，周恩來前往出席“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成立大會，他對來自500多所大、中學校的1000多名紅衛兵代表發表講話說：毛主席和黨中央關心你們，黨和國家有責任幫助你們，應該為你們創造條件，讓你們組織起來，有事好和你們商量。比如給馬路改名字，這很容易，但要調查，要商量個好辦法。還有些事牽扯國家製度，比如取消定息問題，就要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審批。通過聯絡站，就可以把你們的意見收集起來，哪些是馬上辦的，哪些是以後辦的，商量好了再送黨中央、毛主席批準。總之，成立這個聯絡總站，一是要支持、幫助你們，二是要愛護、保護你們，三是有事情好找你們商量。
兩天之後，周恩來通過聯絡渠道得知，北京一所中學的紅衛兵倡議，把蘇聯大使館前的揚威路改名“反修路”，並於29日召開20萬人命名大會，會後還將舉行大規模慶祝遊行。為避免發生涉外糾紛，周恩來在28日夜裏召集緊急會議，他耐心地向紅衛兵說明：我們進行反修鬥爭，是靠文鬥不是武鬥。如果按你們的精神，把反修的大字報貼到大使館去，就要闖進大使館，就有可能把文鬥變成武鬥。我們今天和蘇聯還有國家的關係、外交的關係，我們應該遵守這個關係，就如同他們在莫斯科尊重我們的大使館一樣。因此，你們可以在他們的門口搞示威，但要有個界限，不能闖入大使館裏去。經過反複做工作，大會組織者終於表示同意按周恩來提出的意見辦。從29日起，群眾遊行持續了兩天，共達40萬人次，沒有發生任何破壞性事情。
在與紅衛兵的溝通過程中，周恩來不僅向紅衛兵講述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有時還要給紅衛兵介紹一些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常識，以勸說他們收回或改變違反科學認識和正常行為規範的主張和“倡議”。例如，為了向堅持要把交通信號改作“綠燈停、紅燈行”的紅衛兵解釋清楚此舉行不通的道理，周恩來先從司機等專業人員那裏了解情況，然後再作說服工作。他由光線的透射力談起，進而說到國際間的通行慣例，等於給學生們補上了一堂光學物理課。再如，為了糾正某些學生組織提出的“消滅伊斯蘭教”這種極端錯誤的口號，周恩來在調查掌握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以全中國有幾千萬、全世界有幾億伊斯蘭教徒的基本事實為出發點，耐心向紅衛兵講述宗教的起源、發展及其社會影響等等，說明現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必要性、長期性。一次，周恩來打電話緊急處理發生在北部邊境城市海拉爾的一起涉外事件時，甚至不得不親自向衝到國際列車上“革命”的紅衛兵解釋“為什麼中國人給外國人開車”的理由。……
就這樣，身為泱泱大國的總理，周恩來幾乎每天都要和來自四麵八方的紅衛兵打交道、做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講，從這時起，他的基本工作已放在了紅衛兵方麵。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對祖國後代始終抱著發自內心地關心、愛護和極端負責的態度。他利用和紅衛兵談話的機會，多次向他們介紹自己的家庭、個人經曆、工作經驗教訓等情況，以切身體會來啟示告誡青少年們：革命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年輕人犯錯誤是難免的，粉飾和掩蓋錯誤是不對的，要勇於正視它、改正它。他在各種場合講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要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然而，周恩來的苦口婆心卻收效甚微。“破四舊”浪潮非但沒有受到遏製，卻愈演愈烈。這一時期，最使周恩來感到不安的，還是“破四舊”中發生的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人士和各類知名人士進行的侮辱、打罵、抄家等行為。他多次向紅衛兵強調要學好用好《十六條》，其用意之一就是希望他們有所遵循，有所節製，嚴格遵守“要文鬥，不要武鬥”這起碼的一條規定。但是，涉世不深、缺乏政策法律觀念的青少年們已為狂熱的“革命”激情所支配，“造反有理”、“無法無天”幾乎成了他們高於一切的信條和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