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1966年夏秋，先在北京、繼而在全國爆發了一場“紅衛兵運動”。這場運動，是在這一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將“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推向全國的開端。
這時的黨中央領導機構內部出現了一係列重大變化：首先，由於中央領導核心的調整，在全會上受到批判的劉少奇、鄧小平都已“靠邊站”，原來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的中央書記處也已基本停止活動。不久，經毛澤東同意，又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碰頭會，將中央政治局會議與中央文革小組合二為一，討論黨政業務和文化大革命運動。碰頭會一般由周恩來主持。這樣，周恩來便在實際上開始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
周恩來這時所麵臨的頭一件大事，就是持續達數月之久的“紅衛兵運動”。
一、在“破四舊”風潮裏
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發生了一件影響全國、震動世界的大事：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北京大中學校的幾萬名“紅衛兵”，並與首都百萬群眾共慶“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是他不久前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信之後，進一步明確表示他對紅衛兵的支持。8月18日這一天，成為全國“紅衛兵運動”的發端。
北京“八·一八”大會以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成千上萬的紅衛兵組織幾乎一夜之間就遍布了城鎮鄉村。這些以“紅五類”出身為主體的青少年們，抱著“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國共產黨、保衛紅色政權”的神聖使命和真誠願望，不再停留在學校裏搞運動，而是衝出校園，走上街頭，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引入社會，推向全國。
從8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裏，都出現了一隊隊“破舊立新”的紅衛兵。他們先從人們的衣著穿戴和“陳規陋習”實行“革命”，繼而開始掃蕩所謂“封、資、修”的各種名稱字號：在北京，紅衛兵倡議把東西長安街改名“東方紅大道”，並砸爛“全聚德”招牌，搗毀“榮寶齋”“黑店”；在上海，紅衛兵衝上南京路，拉倒“大世界”；在天津，紅衛兵“革新”濱江道，更名“勸業場”……。由於輿論宣傳的鼓動，短短幾天內，“破四舊”的風潮便席卷中國大地。
然而，無政府主義的惡果卻與紅衛兵“破四舊”的行動相伴而來：多處名勝古跡被搗毀破壞，祖國千百年的文化遺產被洗劫廢棄；肆意衝、抄民主黨派和宗教界人士住宅，沒收、毀壞私人財物的情況比比皆是；對著名作家和藝術家，乃至基層領導幹部、普通教師實行人格侮辱、打罵、關押的行為更隨處可見。更嚴重的是，一些紅衛兵還把“破四舊”的目標對準宋慶齡、郭沫若等國內外享有名望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老舍、傅雷等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選擇了絕路，許多“黑五類”人員或被打致死，或強迫遣送回鄉。……
周恩來極為關注北京和各地“紅衛兵運動”的進展情況。對紅衛兵“破舊立新”的一些舉動和倡議，他並沒有表現出由衷的熱情。一次，當他得知北京市海澱區的中關村被改名“革命村”時，不以為然地說：“還是先叫中關村好，不然會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地方，我就不知道‘革命村’是哪裏嘛！”而對於舉世聞名的國家重點文物古跡，他則盡力去設法保護。就在“八·一八”接見大會後的當晚，他在主持的一次會議上宣布了“立即關閉故宮”的決定，並部署北京衛戍部隊前往守護，使得這座數百年曆史的皇家宮殿在“紅衛兵運動”中得以保存。杭州靈隱寺也是依靠同樣的方式得以保存。後來，周恩來告訴紅衛兵：“破四舊”是個長期任務，中國的封建統治時間那麼長，封建傳統那麼濃厚，習慣勢力那麼大，要一下子解決問題是不行的。
名目繁多的改名、命名活動直到國慶節前還不斷出現。9月下旬，周恩來接到北京市委辦公廳報告：北京34所中學紅衛兵和外地學生組織起一個“東方紅籌委會”，擬將北京市改為“東方紅”，9月27日召開命名大會；同時把天安門前的華表和石獅子搬走，另樹立毛澤東銅像和英雄人物塑像等。周恩來26日在報告上批示：“請以電話告市委辦公廳和周（榮鑫）秘書長，通過聯絡總站，告以這是國家大事，國際觀瞻所係，他們可以關心，可以倡議，但不能由他們決定、命名。否則命名無效，豈不損失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