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高原由於它特定的自然條件和曆史條件，一直存在著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令人擔憂的是這一問題有日趨嚴重之勢。它不僅反映在泥沙流失日益嚴重方麵，而且在農業生產、農民生活方麵，也有尖銳反映。
要扭轉這一危局，我們所能夠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農業生物學措施。所謂農業生物學措施，既包括農業生產本身，也包括為農業生產創造條件的生物的、工程的措施。任何工程技術，歸根結蒂，隻有當它發揮其生物學效益時，並在生態平衡中有所裨益時，這種工程技術才是有益的，才算是靠得住的。否則，不論挖了多少土石方，打了多少壩，甚至修了許多梯田，但沒有生物學效益的保證，不是無益的，就是靠不住的，我國農田工程中成千上萬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都從正反兩個方麵說明了這個道理。
本文隻就土地合理利用的農業生態係統問題作了探討。概括地說，土地合理利用，包括兩個主要方麵：一是土地分配，一是對各種用地的科學管理。在土地管理中，往往囿於農區、林區、牧區等傳統概念，對農業生態係統的能量流程的整體性注意不足。從農業生態係統的理論看來，農、林、牧不是並列的，它們的正確關係應該是：
而我國傳統中的“農”，隻是完成了初級生產的過程，而沒有或很少進入次級生產過程，致使一部分能量在變成動物產品以前就阻滯不通，白白流失了。因而形成了勞動生產率低的無林少畜的跛腳農業，實際上這是取其前部一小半，舍其後部一大半的半截子農業。在這樣的農業格局下，我國的吃肉量處於全世界第118名這樣的最低水平，而糧食消費量則居於全世界最高水平。在食物失去平衡的情況下，不得不消耗過多的穀物。為了滿足這一巨大需求而經營糧食單一生產，這一農業體製對土地資源肆意摧殘，以掠取溫飽。它不僅表現為毀林開荒、破壞植被，還表現為將農業生產中的植物有機物肆意毀棄，全不痛惜。既浪費了轉化為畜產品的大量能量，又失去了賴以維持土地肥力的有機物質，於是黃土高原出現千溝萬壑，山窮水盡，險象環生的局麵。
為此，我們提出下列建議：
一、尊重自然規律，大力發展畜牧業，使它成為黃土高原地區的農業主幹。充分利用農作物副產品，林間草地，及草地牧草，通過動物轉化為畜產品，使農業生態係統的流程暢通。
二、以農業生態係統的最佳能量流程為依據，進行土地規劃。在土地規劃中，有林地、農田、草地的區別，而“牧”則是它們共同的能量轉化工廠與巨大能量倉庫，是林地、農田、草地所產能量的或多或少的共同歸宿。凡是有農業生產處，牧，應該是無處不有。應當特別強調，黃土高原的農田，也是牧業生產的良好基地。
三、因地製宜，製定農業生物學技術措施。既包括生物學的農學手段，也包括農業工程學的手段。但總體上看，農業工程學手段必須包含於農業生物學總體措施之中。
四、目前黃土高原農業生態係統中，把寶貴的有機物質作為燃料燒掉，是一項重大損失，而這一地區由於食物條件的限製，常需大量蒸、煮，或作成摻有多量水分的比熱大的食物，因而需要更多的燃料。為了保證農業生態係統的改善與平衡，必須大力解決燃料問題。
《農業經濟問題》1980年7月號
亦師亦親 敬意恒深
2008年9月，我從南京專程來到蘭州，參加中國農科院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50周年所慶和盛彤笙銅像揭幕儀式。之後，甘肅農業大學黨委常委、紀委書記胡雲安同誌邀請我到學校一敘，暢遊了校園，見到了陳北亨夫婦及張慶斌、王錫禎、趙秀英、張德壽等老友，瞻仰了盛彤笙銅像，使我百感交集，興奮不已。重遊舊地，珍藏記憶。回想起盛彤笙先生1946年隻身來到蘭州，創辦國立獸醫學院，光陰倏忽，一晃60多年過去了。現在的甘肅農業大學，學科齊備，學子濟濟，高樓林立，環境優美，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看到盛彤笙先生當年開創的事業得到很好的傳承和發展，作為他的親屬，我們感到無比欣慰，同時也覺得應該把盛彤笙先生的生平事跡留下來，告慰逝者，激勵後人。
時隔一個多月後，胡雲安書記和校工會主席劉英及原工會主席陳貴仁一行3人為編寫甘肅農業大學史話，專程到南京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查檔，還來到我家中拜訪，搜集資料。我傾其所有，盡可能提供出來。胡書記還希望我能回憶一下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和盛彤笙的往事，寫點東西，以傳永久。2009年上半年，我寫了一篇《盛彤笙先生生平》，這篇《生平》有2萬多字，是先生大半生的真實記錄，寄給了胡書記。想不到兩年後，胡雲安書記和陳貴仁、趙西玲寫出了《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一書。閱完初稿，確有一種蕩氣回腸不同凡響的感覺，它通過豐厚的資料、廣闊的視野、紮實的功底，展現了一個以身許國的科學家坎坷而光輝的一生。洋洋灑灑30多萬字和各類珍貴的圖片近300幅，實在是一樁艱巨的工程，裏麵既有我十分熟悉的人和事，也有我從未所知、未所聞的許多事情，其中辛勞，可想而知。它還原曆史，澄清事實，為一代人的付出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實在是一件意義非凡的事情，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許多經年往事也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1945年，我考入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係，成為盛彤笙先生的學生。兩個月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次年夏天，學校從重慶遷回南京，不久盛彤笙先生也從成都來到南京，與我家為鄰，與我父親關係親密。1947年他與我的姐姐鄒東明女士結為伉儷，成為我的兄長。1950年我畢業後，為了支持他的事業，聽從兄長的召喚，來到蘭州，受聘為國立獸醫學院助教。此後我們相處30餘年，親如手足，同氣連枝，既是摯友，更是良師。
說到和我們家的結親，上世紀五十年代還發生過一件趣聞。盛彤笙先生任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副部長時，社會上廣傳“盛彤笙有後台，他是周總理的女婿”。一個“周”，一個“鄒”，其實是音同字不同的誤傳。他的嶽父亦即我的父親鄒鍾琳（1897—1983），江蘇無錫後宅鎮人，該鎮為江南古鎮，鄒家亦為當地一大姓氏。1929年父親留學美國，回國後從事農業昆蟲學和植物保護專業的教學與科研，是我國早期農業昆蟲學家和農業教育家。學者的心是相通的，他看上盛彤笙並選他為婿，當是情理中的事情。盛彤笙先生也極看重親情，尊重老人。在調回南京工作以後，更是時時問候。他和嶽父同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會議期間仍是每天噓寒問暖。一天早飯前，他覺得身體不適，還不忘問候老人之事，打電話給同開政協會議的任繼周說，請你告訴鄒老先生，我病了，不能去看望鄒老了，你代勞一下。
在我的眼中，先生是個睿智高詣的奇才。他中西兼通、目光高遠，無論看事、行事，總有一種世界性的視野和框架，終究不同於常人。先生自幼家境貧寒，學生時代勤奮好學，熱愛祖國，篤信“五四”精神，鞏固了“科學救國”和“教育救國”的信念。留學德國潛心苦讀獲得雙博士學位，又遊曆歐洲諸國，開闊了視野。回國後，正當抗日酣戰時期，他在物資條件極為困難的狀況下，教學與研究成績突出，深受師生同事們景仰；之後僅用三年多時間，在交通阻隔、風氣閉塞、經濟落後的大西北，創辦了國立獸醫學院，對促進我國西北地區畜牧獸醫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從政之後，深入西北地區調查研究，製定方針，扭轉傳統陋習，將畜牧業生產納入科學管理軌道；在主持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籌建後，更是日夜操勞，為分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所有這些接力賽式的沉重任務都是在1947—1957年的10年間完成的。這是他精力充沛、風華正茂的10年，充分顯示了他政教兩擅的才華。
從他的身上，體現出一種精致優雅般的品位、一種蘭心蕙質般的修養。任何事情，不幹則已，要幹，就要幹成最好的，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獨具匠心，打上文化的印記。修建獸醫樓，他自己設計出草圖，承建單位按他的構思完成後，果然別具一格；一座建築，別人也許一剪彩就完了，而他卻賦予深刻的含義，取名“伏羲堂”，使之成為與至公堂、三愛堂、中山堂齊名的蘭州“四大堂”之一；辦一所學校，他不但修建了大樓，延攬了名師，還作校歌、擬信條，出刊物，定章則，組社團，習禮儀，一所大學的內涵一應齊備；連體育、衛生都要搞得最好。使學校不僅僅是出幾個畢業生，更重要的是使學校成為社會進步的標杆，使學子成為社會文明的榜樣。
盛彤笙先生值得稱道的地方很多，而最為大家推崇的，還是他的用人之道。當年辦學的成功，首要是用人的成功。在栽培人才上不遺餘力，他以求賢若渴的至誠之心，聘請和重用了一大批二三十歲富有朝氣、誌向和才華的年輕人，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他的引導和栽培下，做出了非凡的業績，成為各自領域的大家，如謝錚銘、朱曉屏、廖延雄、李振鈞、陳北亨、任繼周、王樹信、蔡寶祥、薑恒明等人。他們一直對他感激涕零，認為待人之誠前所未遇，凡是追隨他的人都對其有設計、有期望，因而追隨他的人都是成功者。他在重用人才上不拘一格，委以重任，發揮其潛能和價值。盛彤笙突破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傳統理念，而是選擇“人適於事，事得其人”的更加實用的理念選人，以事選人，以人適事，手下皆為可用之才，使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重用，發揮了才能。最終，人才成就了畜牧獸醫事業，畜牧獸醫事業又造就了大批人才。
有人說他過於嚴肅，有一種敬畏感。連他的胞妹盛佩芝都視他“長兄如父”。實則他寬以待人，嚴於律己，言辭絕不誇張。他處事公允，堅持原則。當年籌建中科院西北分院，他與任籌委會主任委員的甘肅省委書記在一些具體事情上難免有不同見解，他都從事業出發據理力爭，堅持己見。例如關於西北分院應當優先考慮為甘肅省服務的問題，西北畜牧獸醫學院不應西遷武威黃羊鎮的問題等，這些不同意見，實事求是的作風，竟然被認為是對上級的不尊重和抗命從而埋下了禍根。1957年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廣泛征求意見。誰知風雲突變，驟然間轉變成為“反右”運動。天真愛國的精英們，紛紛落馬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人們一頭霧水，百思不解這是為什麼？盛彤笙也名列其中，受到嚴厲處分，接受批判，戴帽、降級，削職為民，下放到中獸醫研究所。十年動亂，風雨如晦，先生再遭厄運，被關進“牛棚”，激烈的鬥爭、醜化、侮辱、毆打、抄家，人格尊嚴褫奪殆盡。對他的遭遇，作為親人，作為學生，我感到憤憤不平，感到世道不公。然而他堅信中華民族絕不會因此沉淪，真假馬克思主義必定會澄清，暫時的陰霾必將過去。他渴望陽光普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再現。
1958年7月成立蘭州中獸醫研究所，我和先生均調到該所工作，之後共事20多年，更是見證了他的境界和胸懷。該所是在號稱我國有數十萬民間獸醫和中醫藥是祖國寶貴文化遺產的呼聲基礎上成立起來的，它與現代獸醫學屬於完全不同的體係，差別懸殊。他曾要求到畜牧獸醫研究所參與病毒性疾病的研究，然而此時他已是位居“五類”之末，失去了選擇工作的權利，真是才難為世用，道不為世行。時光流逝，舉步艱難，先生隻得另辟蹊徑。考慮到我國獸醫學的教材新中國成立後全麵倒向農牧業科技水平並不很高的蘇聯，並將一些錯誤的理論學說引入中國，為了從起點和方向上端正和提高我國獸醫學教學水平，並與世界直接接軌，他選擇翻譯匈牙利胡提拉（Hutyra）等所著的《家畜特殊病理與治療學》和此書的續作———東德貝爾（Beer）主編的《家畜的傳染病》兩部巨作。在中獸醫研究所陰陽五行、四診八綱、遵古炮製的氣氛中搞外文翻譯是犯忌的，工作隻能利用周末和夜晚時間進行。在一間陰暗簡陋兼做臥室的土坯屋裏，他聚精會神有時甚至通宵達旦伏案工作。我是全力支持他翻譯的一員，因為這部集百年獸醫資料精華大成的巨著一直沒有中文譯本（當年我們讀書時隻能閱讀英文譯本），譯出後將對我國獸醫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提高與普及產生重要影響。我經常去他家看望，他忘我工作的情況至今曆曆在目。令人欣慰的是他不顧處境惡劣，頂住巨大的政治壓力，以堅韌的毅力，快速地工作著，有時一夜竟能譯出2萬多字。令人心酸的是他病痛纏身，生活清苦，仍然以驚人的敬業精神堅持耕耘不輟，默默地做著奉獻。
1978年窘迫的境地使他不得不離開蘭州，此時落實政策，恢複了學部委員和一級研究員的職稱，他婉辭了一切領導職務，來到江蘇省農業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當一名普通的研究員。新的任務是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中的獸醫部分和一部《中國畜牧獸醫辭典》。他豁達大度，不沉溺過去，不耿耿以往，超乎尋常，勤奮工作，過了幾年實現自我價值、報效祖國、奉獻學術且又安定平靜的日子。1985年他被確診患了腸癌，手術後還繼續為《辭典》奔波操勞。1987年5月9日盛彤笙走完了他榮辱坎坷的一生。國內外同道和友好們同聲哀悼，深表同情與惋惜。他為發展我國畜牧獸醫事業奮鬥不息、功不可沒。然而，他後半生的遭遇，確是時代的悲劇！
盛彤笙以學問與人格立世，為人光明磊落，淡泊名利，坦誠簡樸，道德學問堪稱楷模。朝夕相處，潛移默化，使我受益良多。我大學畢業一到蘭州，先是在國立獸醫學院家畜病院上門診，一邊診治病畜，一邊參與籌建新的病院。設計方案是先生提出來的，草圖也是他畫的，因為費了不少心血，圖稿至今還保留在我處。大樓建成後，1952年底，我參與到上海為新病院采購儀器設備，包括大家畜診療架和手術台。我親自設計草圖，在上海加工製作了我國首台大動物電動手術台和帶有吊馬裝置的鋼質診療架。經數月的奔波，一所設備齊全的家畜病院在小西湖落成。那時的人們，真是激情燃燒，忘我工作。我秉承父兄勤奮、簡樸、淡泊的作風，不計上下班，無論寒暑假，整天都在家畜病院，不是帶實習，就是搞診療，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我和陳北亨、王超人、王肇西、萬一鶴等一起，配合蔣次昇院長將家畜病院辦成一流水平，全國矚目，被中央、西北局及省級媒體廣為報道。特別是作為新中國建設成就，在1954年11月號的《人民畫報》上用多幅照片刊登，向國內外進行了介紹。
以後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中獸醫研究所，先生對我更是口傳心授。為了診斷不知名的地方疑難疾病，我足跡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戈壁和盆地，風餐露宿，終於搞清了許多地方病的病因、發病機理和治療，一些疾病還是國內外首次發現和證實，如家畜的氟中毒、羊萱草根中毒、駱駝腸血毒症、駱駝立克氏體結膜炎、馬的立克氏體邊蟲病、牛泰勒氏原蟲病等的發現與治療，多項成果獲省部級科技進步獎。特別是1952年在國內首次發現牛泰勒氏原蟲病，通過輸入自然免疫的牛全血治療成功，是我早年的一項得意之作。1982年調到南京農業大學後，依然情係大西北，還應寧夏畜牧局之邀，診斷出馬和羔羊的“雜色曲黴素”中毒病，這是一種國際上尚未報道過的疾病，經過有效宣傳預防，現在這種病已近於絕跡，此項研究獲得了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甲類二等獎。我擔任過甘肅省地方病委員會副主任，南京農業大學動物醫學院教授，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內科學分會、毒物學分會和華東區家畜內科學分會副理事長。我之所以能在事業上做出一點成績，得益於父兄的教誨，衣缽真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