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彤笙主持對畜牧獸醫博士、碩士學位授予權和職稱的評審，不僅任務繁重，其中還不乏登門說情者，他都堅持標準，細致嚴謹，不容半點弄虛作假。但對確因學術發展需要授予的學科點，他都力挺解決。有一年評審博士點，南京農大獸醫專業動物生理生化因為隻有一個教授，不夠評博士點的條件，但他認為南京農大是以畜牧獸醫專業為基礎辦了幾十年的老學校，這個專業連個博士點都沒有說不過去，很不利於今後人才培養和學科的發展。關鍵時刻他出手相援，1984年在南農設立了動物生理生化博士點。從這件事可以看到他對畜牧獸醫教育事業的高度關注和保護，也傾注了他的感情。
晚年使盛彤笙尤感欣慰的是在恢複了與德國獸醫同行的聯係後，親自向他當年的同學寫信，推薦了“二承”去德國留學。“二承”，即山東農科院的楊承諭、南京農業大學的陸承平，他們的名字裏都有一個“承”字，故稱之。他們分別赴德國的圖賓根聯邦動物病毒病研究中心進修和慕尼黑大學攻讀博士，造就了兩位英才。
在大西北，有一件讓盛彤笙縈繞於心，一直難以釋懷的事，這就是國內唯一的獸醫學院。他將自己半生的心血都傾注在這所學校上，在他離開這所學校時，師資力量是國內獸醫界頂尖的，儀器設備是國內同類學校最好的，其學術水平，也可以和當年社會主義陣營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獸醫學院相媲美。但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甘肅省委為了實施“文化西流”的戰略，先是將學校遷往河西走廊的武威黃羊鎮，後又不顧條件的許可，貿然決定把西北畜牧獸醫學院與一無房舍、二無圖書設備、三無教師，還處於籌備階段的甘肅農學院合並，擴充為甘肅農業大學，一哄而起地成立了10多個專業，多數“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結果“文化西流”的戰略流產，學校身陷大漠戈壁，遠離省會的科教文化中心，學術交流活動很難進行，有關專業的教學和科研困難重重，加之人才大量流失，使獸醫專業的學術水平每況愈下。當得知這些情況後，他十分痛心地說：“甘農大弄得如此淒涼，令人傷感。1958年的這一做法，名義上是發展，實際上是使獸醫部分受到削弱，終致骨幹教師紛紛離校而學校瀕於瓦解，這是我終生一大憾事。”
這何嚐又不是廣大教師的憾事呢？原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教師、後調中國農科院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的宗恩澤研究員曾經說過這樣一段頗具代表性的話：
“50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頭看學院最大的損失就是摘掉了獸醫學院的帽子，戴上了甘肅農大的帽子，把一所國內唯一的獸醫學院辦得沒有了。”
“文革”結束後，盛彤笙利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和其他各種會議的機會，在提案中和講話中，多次提出應恢複並增設獸醫學院。他的疾呼終於引起了高層的關注，國家農業部早在70年代末就力主另辦一所獸醫學院，讓甘肅省拿出意見。鑒於當時的形勢，雖然最終未果，但卻成為甘肅農業大學回遷蘭州辦學的先聲。經學校廣大師生的不懈努力，省上終於決定將甘肅農業大學回遷蘭州，1981年底獲得國務院批準，挽救了一所在大西北有重要影響的綜合性農業大學。
甘肅農業大學的回遷，國家農業部、教育部的態度十分關鍵。由於有盛彤笙、朱宣人等在高層的奮力陳詞，兩部的領導旗幟鮮明地給予了支持。當時的學校領導拿著省政府的文件到農業部彙報時，何康部長說：“甘肅農大從曆史上到現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績的。1958年遷入黃羊鎮辦學，多年的實踐證明，在那個地方辦學不行。我們同意並支持農大搬遷，實質性的問題是經費，農業部給予一定的支持”。之後，農業部起草了一個文件，轉請教育部會簽，讓教育部對農大的搬遷有一個明確的態度。教育部副部長黃辛白聽取了學校的彙報後說，“我查閱了你們學校的曆史檔案，農大的前身是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是教育部管理的高校，部裏對農大的搬遷是支持的。”兩部的態度，促成了國務院1981年很快批準了學校的回遷。農業部還每年給農大投資150萬元，連續給了3年；教育部也盡其所能，給予了一定數量經費的支持，在學校的基建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如果沒有盛彤笙在高層的極力呼籲，沒有兩部在態度和經費上旗幟鮮明的支持，農大的回遷之路，將更加艱難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