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當時頭上還頂著個“右派”的帽子，在小西湖的中獸醫研究所一處潮濕陰暗的小院裏，在冬天生著火爐還要穿著棉衣禦寒的土坯房內，常常是盛彤笙拿著德文原著，飛快地口譯；夫人鄒東明則伏在一張小學生用的舊二鬥桌上，準確地筆錄。這期間，他的學生薑恒明去看望他，曾經目睹了這一幕：
“走進家門，隻見那簡陋的平房裏到處堆放著書籍，桌上整整齊齊地碼放著一遝手稿，盛先生正伏案疾書，他的夫人在另一張桌子上抄寫書稿。當他見我進來，連忙招呼我落座，說他正在翻譯這部匈牙利胡提拉的著作，工作量很大，經常要幹到深夜，以後想再總結自己的經驗編寫一些東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為國家多做點事。我被先生的赤子情懷深深感動，他的一顆心都用在祖國的畜牧獸醫事業上。看著眼前的景象，不由想起我在中央大學畜牧獸醫係學習時，他擔任我們的獸醫細菌學和組織病理學教授，時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教學設備和圖書儀器極度缺乏，為解決學生沒有課本和圖書的困難，他日以繼夜地翻譯了《獸醫細菌學》一書，而且邊譯邊教，於1944年出版發行。他還親自編寫了《細菌學實習指導》一書，均被同學們視為珍寶。我後來到了延安，在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什麼身外之物都丟掉了，唯獨《細菌學實習指導》珍藏著，對我的工作一直起指導作用。今天，又見到了先生這種孜孜不倦的精神，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隻是連聲請他多多保重身體。告別先生出門，他送我到院中，頓時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不敢回頭再看。”
薑恒明，國立中央大學畜牧獸醫係43屆畢業生，1945年奔赴延安，參加革命，曆任西北軍區製藥廠廠長、獸醫處處長，蘭州軍區軍馬部副部長、衛生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獸醫學校校長等職。在解放區因研製破傷風類毒素、破傷風抗毒素成功救治了大批傷病員，為解放戰爭作出了貢獻，被陝甘寧邊區衛生部授予甲等“人民功臣”榮譽稱號。
從1959年到1962年期間，盛彤笙還到國家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一年，實際花費了兩年多時間，在我國首次將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翻譯成中文。該書約200多萬字，分上下兩卷出版，上卷名為《家畜傳染病學》，下卷名為《家畜內科學》。他雖然在1960年摘了右派帽子，好像“回到”了人民的隊伍，但仍脫離不了右派的陰影，無形的“摘帽右派”又懸在他的頭上，所以出版社對譯著的字數也打了很大的折扣。譯著的三年，恰好是我國三年自然災害、生活艱苦、處境困難的時期，別人都在為果腹而奔忙，他卻埋頭書案，潛心著述。1965年中國農業科學院金善寶院長來蘭州視察，特地到中獸醫研究所探望盛彤笙，見他一家蝸居在兩間狹小陰暗的土坯屋裏，聯想到他在這樣的環境裏翻譯出皇皇巨著，連連搖頭歎息，但也愛莫能助，唯有感慨而已。
據不少學者評價，這部譯著的翻譯水平很高，它結構嚴密，語言流暢，文字精練，專業用語準確，既是學習獸醫專業知識又是學習翻譯技巧的一本好教材。他的譯著被科學出版社譽為“信、雅、達”的典範，也就是翻譯的最高三境界，即忠實、美好、通順之謂。從這部譯著中，也可以看出盛彤笙的博學和嚴謹的學風。這是一部浸潤知識資源的巨著。員怨56級獸醫專業學生、原甘肅農業大學教授陳懷濤認為：
“細讀該書，有一種資料特別豐厚的感覺，它將1957年之前世界各國動物疾病的主要文獻資料和科研成果，幾乎都搜集其中。全書計有各種畜禽疫病100多種，每種疾病都詳細敘述了病原、流行病學、發病機製、剖檢變化、症狀、診斷、治療和預防。當我國獸醫科技工作者及醫學工作者參閱到這一巨著時，真正感覺到它的科學價值和分量，是對我國獸醫學術的重大貢獻。書中糾正了過去獸醫界錯譯的一些病名和寄生蟲名稱，對我國獸醫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該書以後又多次再版，但到1972年12月，科學出版社應社會要求第四次印刷時，譯者姓名由“盛彤笙”改成了“蘭州獸醫研究所”，書前加印了毛主席語錄，而且還附加了“出版說明”，提示讀者要按毛主席的教導，“洋為中用”。很多人為盛彤笙不平，但盛彤笙卻說：“隻要對國家有用處，用誰的名義並不重要。”科學家的廣博胸襟和高尚的情懷令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