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與牛羊同居、與鹿豕同遊。”
1950年2月，任繼周攜中央大學英語係畢業後在聯合國救濟總署當翻譯的妻子李慧敏一同來到了蘭州。到校後，盛彤笙更是關心備至，其細致入微，令人感動。他回憶說：
“當時蘭州的條件很差，吃水要到黃河裏去拉，冬天很冷。我到達之前，盛先生就安排好宿舍，並幾次到宿舍檢查，看窗戶紙糊好了沒有，水缸的水打滿了沒有，取暖的煤、火爐和引火的柴備齊了沒有。安頓好後，又請我們全家在小西湖一家飯館吃飯。當時我是個剛剛大學畢業、進修兩年的青年人，何況又是他的學生，算個什麼人才？居然這樣以禮相待，這是難以想象的。”
任繼周到校後，盛彤笙將他聘為講師，並安排了一個16平方米的牧草研究室。5月到蘭州，6月就讓他參加全國性的草原考察，並將他安排在甘肅組。考察需要照相機，盛彤笙拿來從德國帶回的蔡司相機，親自教他操作。通過一年多的考察，任繼周的足跡遍及甘肅和西北數省區，摸清了家底，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數據，經受了鍛煉，同時也真正領悟了盛彤笙將西北作為畜牧獸醫事業基地的道理。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從盛先生的身上，我得到了啟發，人的工作地點應該怎麼選擇？關鍵是要根據工作的需要來選擇。盛先生在甘肅受了那麼多的委屈，但他的成就在那代人中是最高的，因為他的工作有園地，有土壤。我到西北工作60年了，我從不後悔來到西北。我初到蘭州時，實驗條件極差，牧草研究所也是有名無實。後來我考察甘肅的草原，發現草原類型非常複雜豐富，是個天然的大實驗室。我考察了一年，回來後非常高興，有用武之地。我曾經麵對美國、北京等地的邀請，但都沒有去。後來草原生態研究所批下來了，起初條件很差，牌子在電線杆上掛著，但大家幹得很起勁。我成了院士後，全國到處在搶，我還是沒有去。”
1951年夏，盛彤笙又邀請中央大學的王棟教授來蘭州講學和考察，並以西北畜牧部的名義，組織草原調查團，請王棟帶隊，將任繼周配為助手，率領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師生猿園餘人，在山丹大馬營和肅南皇城灘進行草原調查，找出畜牧業生產中的問題和解決辦法。在王棟教授指導下，任繼周撰寫出《皇城灘、大馬營草原調查報告》，回來後，盛彤笙認真地進行了修改，並為它作序。1954年，由任繼周執筆、王棟審校、盛彤笙作序的中國第一部草原調查專著———《皇城灘、大馬營草原調查報告》正式出版。兩次考察和調查，特別是名師大家的指點，使任繼周對甘肅草原的情況有了更深的了解，也為今後提出草原類型學術理論奠定了基礎。
任繼周多次談到盛彤笙和王棟這兩位令他終生難忘的恩師。對他們特別是盛彤笙的知遇之恩，沒齒難忘。他多次極為深情地稱“盛先生如此關心我的成長，是我今生遇到的第一人”。在以後的幾十年中，盛彤笙和任繼周二人的師生之誼至誠至深。一個關愛有加，一個敬師至殷。盛彤笙調任西北畜牧部工作，經常把任繼周叫到西安，了解他的工作進展情況，看有什麼困難和問題，請他到家中吃飯，臨行還囑托幾句。即使在戴上“右派”帽子、處境艱難的情況下，還經常將國外草業科技方麵的材料寄給任繼周閱讀參考。寄材料時，他總是卷成小紙卷，把自己的地址用極小的字寫在不顯眼的地方，以避免因他的“右派”身份帶來麻煩。1957年盛彤笙在科學院被打為“右派”，拉到學校來批鬥，任繼周和許綬泰都沒說話。以後盛彤笙多次談及此事，還感謝他們“當年手下留情”。盛彤笙、任繼周二人同為全國政協委員，聯袂出席了第五、六屆全國政協會議，更是相互探望，開懷暢談。1980年，任繼周在蘭州創建甘肅草原生態研究所，一時地址無著，轉請恩師援手，盛彤笙親自寫信給時任蘭州市副市長的任震英，請求“賜予協助，設法於適當地點，撥給土地15至20畝作為所址”。這位建築大師在接信後不久，劃撥無需拆遷農戶的蔬菜地12畝，所址很快得到了解決。
任繼周更多的是感受了恩師十分嚴格的要求。他回憶說：“上世紀50年代初，我跟隨王棟老師去河西走廊作草原調查，寫了《皇城灘、大馬營草原調查報告》，請他作序。一天，盛先生把我找來，說序寫好了，同時指點著幾處錯誤，用很重的語氣說：‘這是著書立說啊！’此情此景，曆曆在目。至今我寫東西，不敢草率從事。進入老年，錯誤多發，尤其小心，一定要請人校閱，才敢交稿”。
1985年盛彤笙重病在身，當任繼周前來探視時，仍惦記著他早日取得院士資格，關切地問他現在怎麼還不是院士？當任繼周把自己的情況向他說了，他才放心了，並將聽到的、認為不足之處指出來，請他注意彌補。盛彤笙就是這樣將他對你的關心、關懷直達心靈深處，使你難以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