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教師回憶了自己留校後，前輩們對他們的嚴格要求。如助教沒有三年的鍛煉上不了講台，這三年裏，一開始隻能跟任課教師準備實驗和帶實驗課，上課準備掛圖、教具之類的東西。而且上課之前，任課教師要檢查實驗的準備情況，課後要認真寫出實驗報告。同時也要跟班聽課，到能上台講課時，備一節課沒有10個小時拿不下來，講義上寫得密密麻麻，到上課時，基本不用講稿，拿上卡片就行。以後每次還要補充新的內容，這樣做下來，青年教師的業務能力提高很快。就連板書也有要求，當老師，一定要能寫一筆好字。盛彤笙本人的字橫撇豎捺、筆筆到位，毫不含糊，其他老師自然不敢隨意潦草，敷衍馬虎。張鬆蔭是全國有名的養羊專家，但他連學生畢業論文的標點符號都要認真改定，這種嚴謹的態度對學生影響很深，許多校友至今還感念他們。
學校很注重培養良好的師生關係，但對學生的要求也十分嚴格，有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如教師每堂課都要提問，並要當場打分；考試有筆試，更看重麵試，麵試前要抽題、排順序，準備十分鍾後單獨進入考場回答問題；出題的範圍非常廣，有一二百道題，主要考察學生的業務能力、表達能力和綜合素質。就連考場也要精心布置，桌上鋪上台布，放上盆花，教師身著正裝，一人主考，數人輔考，先用3—5分鍾的時間抽題，然後每人用30分鍾時間做準備，寫出提綱來，30分鍾的時間回答問題，如果回答不正確，其他的教師還要提問，各門課程全5分才是優等生，其情形不亞於如今的研究生答辯，要想得到滿分很不容易，自然也不存在考試作弊或替考的現象。
嚴師出高徒。首屆的“八大金剛”就是在歐美式學製下培養出來的典型，他們個個得到老先生的真傳，學業精進。特別是張邦傑，是個“學習迷”，有著超常的學習勁頭，既刻苦學習，又善於學習。原甘肅農業大學的肖誌國教授回憶說：
“張邦傑的學習精神簡直無人可比。在家畜病院實習時，別的同學是按照學校的安排，在門診、化驗、藥房三處，一個地方一周地輪流轉著學，而他是有病畜就在門診，一個病不完全診斷清楚是絕對不會離開；稍有一點空閑時間，就上藥房，對照書本一味一味地辨認草藥，記住它的藥理作用，所以藥理知識麵非常寬；上完藥房再到化驗室，又不停地觀察藥品的形態，強記化學製劑的英文名稱，所以在相同的時間，他掌握的東西就是比別人多。他看過大量的雜誌，知識麵很廣，英文也很棒，留校以後在家畜病院上門診，病曆都是用英文書寫的，診療水平也比別人高。有一次，幾個教師對一頭病畜在診斷上發生分歧，難下定論，盛院長就叫張邦傑去看看。張確診後，還是有人不服，最後院長下令，將病畜買下殺了解剖，看一看究竟是什麼病，結果證明張邦傑的診斷是正確的。事後，大家感歎，不服不行啊！”多年的苦學，造就了這顆希望之星。張邦傑任講師時，就主編了四 冊 全 國 統 編 教 材《獸醫診斷學》，這在當時全國都是鮮見的。農業出版社請他去北京作開印前的最後一校，他連同獸醫係編寫的獸醫產科學、實驗外科學方麵的教材都一人全部校對完。這套教材文字流暢、內容嚴謹，深得盛彤笙的好評。
高年級的學生更是給小師弟、小師妹作出了表率，勤奮、刻苦的精神在學校蔚然成風。
1950級畜牧本科班校友、原甘肅省畜牧廳閻秀英研究員的回憶也能一窺當年的學習風氣：
“我們在校的時候，家畜解剖學這門課比較難，也很枯燥無味，但它是專業基礎課，學不好就會影響生理、外科、產科等專業課的學習，除了上課認真聽講，用心記住每堂課的重點外，我們把功夫下在辨認標本上。學院給每個學生發一袋動物骨骼標本，課餘時間大家都在對照課本認骨骼，有時候我們還把骨骼帶到宿舍裏，放在被子裏練習‘摸骨’，也就是通過觸摸的感覺來辨別出是哪一塊骨頭；有時在外散步，見到地上有塊骨頭，也要撿起來辨認一番；同學們之間還互相提問，互相考試，加深記憶，這樣練出的基本功沒有不紮實的。如果想多掌握解剖方麵的技能，可以隨時到實驗室去，謝錚銘教授一天到晚都在實驗室裏，不懂的隨時可以問，老師會耐心地解答學生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這種嚴謹敬業的教風，勤奮刻苦的學風，在一代又一代的師生中薪火傳承，成為甘肅農業大學生生不息的奮鬥動力，更是甘肅農業大學60多年辦學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