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愛梅在南京時，發生了一個小故事。楊廷寶一生最大的愛好是畫畫，他的水彩畫畫得非常出色，作為設計師，他還有很多的設計稿，但他隨畫隨丟，從來沒有好好地整理過。陳法青是學畫的，知道丈夫作品的價值，所以每次都把畫收集起來，裱好，歸類，最後再精心收藏，她還請鐵匠鋪的師傅特地打了兩隻大鐵皮箱子，把畫藏在箱子裏。七七事變爆發後，她想方設法，把兩隻大鐵皮箱子隨身帶到南陽，存放於鄉下。此後，由於戰爭頻仍，一家人顛沛流離，進馬山，到重慶，遷南京，畫一直放在南陽鄉下的老屋內。看到謝愛梅在家閑得無聊，想到處轉轉，陳法青就讓她到老家南陽去玩一趟，借機把楊廷寶早年的兩箱子畫從老家南陽帶到南京。等到謝愛梅帶著兩個重重的大箱子回到南京時，卻發現畫帶錯了，她帶回的並不是楊廷寶的畫作，而是楊廷寶的弟弟楊廷賓的畫！1959年秋，陳法青隻好一個人再千裏迢迢地回南陽取畫。後來，這些畫被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整理為《楊廷寶水彩畫選》出版。
1957年夏天，楊士莪被抽調到中國科學院沈陽分院去學習俄語。幾個月後，他與裘莘芳、張寶昌、丁東一道登上了駛往莫斯科的列車。楊士莪由物理學和海道測量轉而學習水聲，用楊士莪自己的話“我是半道上插隊的”。這次插隊、改行，成為他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轉折。從學生到物理教員，又轉教海道測量，再到去蘇聯進修水聲，楊士莪的職業角色在一次又一次的國家需要和組織安排中轉換。
同一年的春天，正在北京大學物理係擔任講師的周光召，也被國家遴選派往莫斯科郊區的杜布納聯合原子能研究所從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麵的基礎研究工作，任中級研究員。
1957年10月，楊士莪走進水聲專業開展較早、技術較先進的蘇聯科學院聲學研究所，開始了為期兩年的水聲專業進修學習。所謂進修，就是按照訪問者國家所需要的專業和意願，以及蘇聯科學院聲學研究所的課題安排，完成相關進修課程。
在蘇聯，楊士莪就像幹海綿被投入了水中，以全部精力吸納著水聲學科這一領域的先進技術、知識與信息。這次學習不僅使他學到了國外的先進技術，了解了世界上這一領域的最新成果，更為重要的是使他開闊了眼界，具備了獨立從事高科技研究的能力。
在兩年的進修中，楊士莪認為自己還有一大收獲：學習方法的轉變。他說：
“過去我學某項知識，要去圖書館找一本關於這項知識最完整、最全麵的書，完完全全地把它‘啃’下來。而現在，我是先找一本講得比較精練的書，了解知識框架，然後自己研究著往裏麵添東西。”這可能也正是科學家與年輕學子學習觀念的不同之處。
同時，在莫斯科的進修也重新燃起了楊士莪的報國之夢。楊士莪發現蘇聯科學院聲學研究所共有四個實驗室，其中兩個是允許中國學生進去的，另外兩個實驗室，對他以及中國學生永遠是緊緊關閉的，是保密的。那裏是什麼？他感到非常好奇，一直找機會想要打探一下。後來他才知道，那裏麵研究的項目是任何國家都要保密的軍事科學裏“最要命的東西”——艦船水下噪聲研究工程。研究的是潛艇水下噪聲，屬於國防科技方麵的最高機密。
因為見不到實際的東西，楊士莪希望通過一些文字來找到答案，他到圖書館去查閱資料，卻失望地發現：這一領域的學術論文非常少，偶爾能在一些國際會議的論文交流目錄中出現，但即使出現，也僅是寫一個題目，沒有具體的文章內容。雖然題目中能看到些蛛絲馬跡，但對於他這樣才入門不久的研究者，還無法探尋其中的奧秘和精髓。此時，楊士莪意識到：凡是涉及國防的，不管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有多好，都相互保密。任何國家在這方麵的技術都隻能靠自己摸索、自己提高！這無疑對楊士莪是一種震撼，他越發感到自己肩上使命的分量。
他暗暗地下定決心：我們要幹，自己幹！自己幹出點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