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多次強調必須始終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戰略方針。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鄧小平囑咐上海到２０世紀末，要交出兩份滿意的答卷，要求上海“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做精神文明建設的標兵。
還囑咐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要抓住機遇。指出“要善於利用時機解決問題”，強調“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
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對於上海，鄧小平更是要求上海抓住２０世紀最後一次發展機遇。上海人民遵循鄧小平的囑托，在黨中央的關懷和指導下，“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取得了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的大發展。
（第一節）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在鄧小平的倡導下，黨中央作出了開發開放浦東的戰略決策。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積極推進開發開放浦東，並在黨的十四大確立了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設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
從此，上海從改革開放的“後衛”變成改革開放的“前鋒”。
背負著沉重壓力的上海振翅欲飛，但是困難重重——這個占全國土地麵積１／１５００、人口１／１００的城市，每年承擔了全國１／６的財政收入，而自己卻麵臨著如此的尷尬：
行路難。市區１４００條馬路，機動車輛能通行的僅４６０條。
即便把這些機動車輛不能通行的道路也計算在內，上海人均占有道路麵積僅２平方米，低於全國所有的省會城市。遇到迷霧籠罩，強風肆虐，市政府總是通過媒體發出緊急通告，疏導市民行路，甚至明文規定確因輪渡停航或大橋禁止通行，不能按時上班的職工，不能作為缺勤或遲到處罰。交通阻塞，幾乎耗去了“上班族”每天的好心情和一半的工作時間，幾乎耗去了這座城市應有的活力。
用電難。據１９９０年３月上海市供電部門的首次公開披露：
市區６０座２．３萬至１１萬伏變電站有一半建於解放前，其中１６座是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３５年建造的。遍布全市３０００多公裏的地下電纜中，有三分之一是解放前鋪設的，甚至橫貫市中心繁華地段南京路、西藏路、淮海路的電纜線路居然還是１９１２年德國西門子公司的產品。這一年的高溫季節，無數停電事故幾乎把上海人的忍耐精神逼到了極限，電扇、電冰箱不能正常開動，入夜無法睡眠，食物難以保存。
吃水難。雖然守著川流不息的黃浦江，但吃水問題卻長期困擾著這座城市。不少居民密集區用的還是幾十年前鋪設的水管，其直徑甚至不及一支針筒粗，危棚簡屋密集區眾多的給水站前，更是擠滿了排隊打水的居民。
還有，８０萬隻馬桶、８０萬隻煤球爐、擁擠不堪的公交車……
隨著改革開放形勢的迅速發展，特別是進入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後，為了盡快地把上海建成“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現代化大都市，上海需要大大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步伐。
鄧小平始終關注和支持著上海的工作，要求上海抓好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１９９１年２月，鄧小平在視察南浦大橋工地時說，上海這麼大，不搞幾座大橋不行。他一再強調，要加快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指出：“能早上的就集中資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個世紀去了。”此後，鄧小平多次視察楊浦大橋等重大工程建設工地，並對上海的市政建設給予熱情的鼓勵。
１９９２年春，再次視察南浦大橋和建設中的楊浦大橋。鄧小平在與上海負責同誌談話時指出，“上海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就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並滿懷信心地預期“我看上海一年會有一個變化，三年會有大的變化”。
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發揚“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精神，在找準位置、轉換機製、探索路子上狠下工夫，緊緊抓住以開發、開放浦東為核心的大發展機遇，在市政建設等方麵邁開了新的大步。
黨中央提出的浦東開發開放的戰略決策，給上海帶來了曆史機遇，同時，也對上海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１９９１年９月，黃菊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上海加快改革的“三個保證”和“三項改革”：即保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保證服從國家的宏觀調控，保證每年超額完成財政上繳；自費改革，自主改革，率先改革。
１９９２年，上海在城市建設方麵投入了１００億元資金，完成重大市政工程建設１５項，其中浦東楊高路實現了當年動員搬遷，當年開工，當年通車；外灘綜合改造一期工程隻用了７個月時間也於當年順利完成；地鐵、楊浦大橋、合流汙水工程、內環線高架等重大工程建設速度也明顯加快；電話裝機容量突破了１００萬門……對於這些巨大成就，鄧小平給予了肯定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