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於法租界內著名的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的上海華法教育會門口，常常是人來人往，熱鬧非常，許多學生模樣的青年進進出出，其中大多數是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有的是來這裏辦理赴法勤工儉學的手續的，有的是來訂購赴法的船票的，還有的是來打聽赴法勤工儉學的消息的。
在上海的報紙上也刊登了大量有關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報道，有的報道稱讚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學生是“探險遠征軍”，有的刊登著在法勤工儉學的學生發回的旅行見聞和抵達法國後的感受，有的學生還在報道中從自己的親身經曆出發，對即將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們從船票的辦理、行李的準備等各個方麵提出了許多建議。
因此，當１９２０年９月，由鄧小平等８０多名重慶學生組成的第十七批赴法勤工儉學隊伍來到上海，準備搭船赴法時，立刻在上海引起了轟動，許多報紙紛紛報道這一消息，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１日的《新聞報》以“頗為一時盛況雲”形容這批赴法勤工儉學學生聲勢的浩大。
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１日的《民國日報》上刊登了關於“大批赴法學生放洋”的報道：
“四川華法教育會送來赴法勤工儉學會學生八十三人，已於本星期一日到滬。由該生領袖吳（李？）宥三、袁文慶、王興智三君與全體寓名利大旅社。昨由法領事發給護照，於今日午前十一時由黃浦碼頭乘‘阿特爾蘭蓬’（即鴦特萊蓬號）郵船放洋。
其中自費生三十餘人，貸費生五十餘人，均由四川重慶商會會長汪雲鬆津貼。此外尚有湖南學生曾鎮嶽，江蘇女士吳佩如、張近煊、鄭壁芋等。赴法學生上海會集所並（派）代表陳為人往送雲。”
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４日的《時事新報》上也刊登了“前日赴法之大批學生”的報道：
“本埠華法教育會曾經登報聲明，七、八、九三個月停止遣送學生赴法雲。乃有重慶大批學生袁文慶等八十四人，由雲南總領事那齊氏照會該會，請托保送赴法。故該會徇如所請，由會長高博愛君向法輪公司接洽妥當，即於十一日乘‘鴦特萊蓬’船出發矣。茲覓得名單一紙，照錄於後，並聞十月間之‘保爾到斯’船，該會照章派送。日來報名者異常擁擠，其人數必逾於此次也。”
《時事新報》還在後麵一一附上這次赴法勤工儉學生的名字，其中鄧希賢（即鄧小平）的名字赫然在目。
來到上海後，鄧小平首先和同學們一起來到華法教育會。
按照華法教育會的規章，上海華法教育會為這批來自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的學生們免費代理購買船票，從法國領事館領取護照等事宜。由於從上海到法國的郵輪每月隻有一班，因此，華法教育會就安排他們暫時先住在名利大旅社，等待一個星期後搭船赴法。
對於剛從內地四川來到上海的鄧小平而言，被喻為“十裏洋場”的上海與家鄉四川截然不同，這裏有著代表近代中國先進生產力的大工業、連接廣大內地與西方世界的繁忙的商貿往來，以及融合中西方文化特色的城市風貌。
然而，在這繁華景象的背後，則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
外國在華商行壟斷了中國８０％的出口貿易和幾乎全部的進口貿易，操縱著對中國的政府借款和工商業投資，控製著中國的財政、金融市場、海關、９０％以上的鐵路和７０％-８０％的內河航運，壟斷了中國的經濟命脈。享有治外法權的在華外國人，可以恣意妄為而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和製裁。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控製和壓迫下，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幾近崩潰，許多農民隻得逃到上海謀生。在上海，隨處可見整潔寬闊的馬路毗鄰著碎石鋪成的彎彎小道，精巧的洋房和豪華的公寓後麵是密密麻麻的貧民窟，日夜隆隆作響的現代化大工廠正麵對著汙穢簡陋的小作坊，黃浦江上汽笛長鳴的新式輪船旁，緊挨著在江中隨波起伏的小舢板，這一切都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雖然鄧小平和同學們隻在上海停留了短短一個星期，但上海的景象卻始終縈繞在鄧小平的心頭，也更堅定了他赴法勤工儉學，將來拯救中華民族的決心。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１日，鄧小平胸懷對民族、對國家更深的責任感，登上鴦特萊蓬號，踏上赴法勤工儉學的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