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７日下午３時，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的８３名學生排著整齊的隊伍，出太平門，懷著對故鄉和親人的依依惜別之情和對“工業救國”理想的熱情和執著，乘坐著法商吉利洋行的吉慶號輪船順長江東下，前往上海。
也許１６歲的鄧小平當時並沒有想到，這一離去，此生就再也沒有重新踏上廣安這片故鄉的土地。
（第三節）上海：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中心
鄧小平來到上海的時候，上海正處於近現代史上一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時期。
受辛亥革命的推動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特殊機遇，以麵粉、紡織為主的輕紡工業、交通運輸業、機器製造業、商業等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行業規模不斷擴大，資本積累日漸加快，並且形成了一批掌握現代生產技術和管理知識的民族資本家。同時，伴隨著上海近十年的經濟發展，橡膠業、水泥業、染織業、西藥製造業、電器業等新興行業在上海迅速拓展，工業門類不斷增加，不少新興的企業和產業不僅首先在上海產生和集中，並且對全國各地形成了極大的示範作用。
鄧小平赴法勤工儉學的起點——上海。
作為中國最先開埠的城市之一，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的上海已確立了中國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位。它和世界上１００多個國家的３００多個港口有著貿易往來，對外貿易值始終占全國貿易總額的５０％左右。站在黃浦江邊，隻見運載著棉紗、棉布、呢絨、玻璃器皿、機械五金等廉價工業品的外國商船絡繹不絕地駛入黃浦江，通過上海進入中國內地的城市和農村。而內地生產的絲綢、茶葉等商品和各種原材料也源源不斷地彙聚到上海口岸，從這裏飄洋過海，遠銷國外。
經濟的發展也孕育了文化的繁榮，２０世紀初的上海彙聚了眾多的翻譯出版機構，吸引了各類知識分子，成為國內外各種文化、思潮的交彙點。
１９１５年９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翌年改名為《新青年》），宣傳“民主”和“科學”的口號，猶如一聲春雷驚醒了辛亥革命後中國的思想界，正如一些青年所說的：“我們素來的生活，是在混沌的裏麵，自從看了《新青年》漸漸的醒悟過來，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看見了曙光一樣。”
尤其是在１９２０年前後，五四運動造成的政治激蕩使得北京的政治氣氛日益壓抑。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徐誌摩、丁西林、葉公超、聞一多諸多知名學者、教授因不滿北京的文化氛圍而陸續離開北京南下，來到思想文化更為活躍的上海。這正如魯迅所說的：“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至二二這三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
與北京的日漸沉寂相反，這時的上海卻是各種思潮迅速傳播、彼此交鋒，新聞、出版、文化事業蓬勃發展。
以《新青年》為中心，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在諸如《民國日報》
副刊《覺悟》、《星期評論》、《建設》等報刊、雜誌上宣揚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海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一個重要基地。有人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一年以來，社會主義底思潮在中國可以算得風起雲湧了。報章雜誌底上麵，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主義（即布爾什維主義）；這裏是闡明社會主義底理論，那裏是敘述勞動運動底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仿佛有‘雄雞一鳴天下曉’的情景。”同時，一些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介紹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通過成立工會、舉辦補習學校和俱樂部等方式，對工人進行教育、訓練，積極開拓工人運動。
在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學習和傳播中，在中國工人運動的實踐中，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逐漸認識到，要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首先要像俄國那樣，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
在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幫助下，１９２０年６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５人在上海環龍路老漁陽裏（後改名為銘德裏）２號陳獨秀寓所開會，決定在上海成立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來自上海、北京、長沙、武漢等地的１３人代表全國５０多名黨員，齊聚上海法租界望誌路１０６號（今興業路７６號），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