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以和議的方式最終得到了平息，奕訢認為自己也該歇歇了。從戰爭結束到現在，已經有六個月了，中國社會仍沒有絲毫的變化。英國公使歐格納都有些著急了。光緒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離歐格納歸國的日子越來越迫近了，他提出求見，有話要對大清的皇帝說，對大清的諸大臣說，尤其要對奕訢說。
總理衙門的會客大廳裏，一片融洽和諧的氣氛，大家談笑風生，陣陣笑聲不時從大堂中傳出來。這是奕訢和總理衙門各位大臣在集體接見英國公使歐格納，歐格納也是特別來辭行的。過不幾日，他即將踏上返回英國的行程。在中國任職期間，他親眼目睹了中華帝國的老大衰朽所導致的被瓜分、被勒索的處境。或許是在這次中日戰爭中，與英國相比，法、俄、德三國獲益甚豐，這讓英國不無嫉妒。歐格納臨行前的一席話才顯得頗為激動，直指當前恭親王執政的弊端之所在。
“恭王爺為中國第一執政，又是國家之尊行，今日中國的事，離開了恭親王能指望誰來重振呢？自中日講和六個多月，中國國政沒有一點變更，導致西方國家使節們議論紛紛。”他不明白，中國已經處危急時刻，列強蜂擁而至，欲瓜分和吞噬掉這個古老大帝國，中國竟然還如熟睡未醒狀，難道變更社會、重振中國之雄風有那麼難嗎？接著他又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即讓賢與能，推行改革：“如今恭親王經常生病，精力不濟，宜選忠廉有才略的大臣推行新政，期於必成，何必事事推諉，一無成就呢？”
句句話都說得相當地誠懇，痛快淋漓地表達了歐格納的心聲；句句話又都相當地尖銳，在場的每一個人聽了之後無不瞠目結舌。
次日，歐格納又來到文華殿向光緒帝辭行，大家彼此寒暄一番之後互道珍重。臨別之時，歐格納再次叮囑翁同龢，“毋忘昨言”。他知道，翁同龢是光緒帝最為信任和依賴的大臣。
此時的光緒帝又何嚐不想變革以自強呢？《馬關條約》的簽訂深深地刺痛了他，很多時候，他都在做非出自他本心的事情。小的時候，潛心在毓慶宮讀書，練習騎射，倒也隨心所欲。毓慶宮十多年的教育和熏陶，與他一生的事業和坎坷命運結下了不解之緣。在這裏，光緒帝形成了自己的愛民思想，他將《孔子家語》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論說深深地刻進了自己的腦海中。當凜冽嚴冬端坐在暖和的殿堂中時，他的思緒也能飛向紫禁城外困苦艱難的老百姓生活的茅舍，想著他們生活的疾苦。一首《圍爐》詩恰是他這種感情的真實寫照：
西北明積雪，萬戶凜寒飛。
惟有深宮裏，金爐獸炭紅。
親政之初，他雄心勃勃，躊躇滿誌，想望著搏擊雲天，一顯身手，然而卻處處受阻。這個阻力一方麵來自“親爸爸”慈禧，另一方麵來自生父奕譞。前者權力欲強，手腕圓滑，不能容忍朝政下移到日漸成長的光緒帝手中，從而成為光緒帝難以逾越的障礙。父親奕譞雖被人稱為是“負氣敢任事”之人，然而對慈禧卻是唯唯諾諾、小心謹慎，不敢越雷池半步。“甲申易樞”一事，奕譞與慈禧聯合扳倒了恭親王奕訢集團，本意是為兒子以後的親政鋪平道路，然而事與願違，就像孫悟空始終逃不過如來佛的手掌心一樣，光緒帝處處也都受到慈禧的掣肘，甚至連自己的婚姻也都由她一手包辦，迎娶了自己不喜歡的慈禧的弟弟都統桂祥的女兒為皇後；自己寵愛的珍、瑾二妃卻遭忌被貶打入冷宮，光緒帝卻無法保護她們。麵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氣勢，他是如此地想嚴懲侵犯大清的島夷小國，卻又時時受到為滿足自身的貪欲、享樂欲而主和的慈禧的反對。最終，國土淪喪，還要承擔超過王朝全年財政收入三倍的巨額賠款。當在和約上寫下“恩允”二字時，光緒帝與其師翁同龢彼此“戰栗哽咽”、“相顧揮涕”。
戰爭的結果讓他們痛不欲生，戰爭的結果也激起了他們的鬥誌——絕不做亡國之君，要變革圖強。當翁同龢將陳熾的《庸書》和湯震的《危言》進呈給他時，光緒帝那份振興救亡的決心就更加強烈了。
說到變法，不得不提到翁同龢。作為“兩代帝師，十載樞臣”的翁同龢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閉目塞聽，拒絕接受新事物，所以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的那份已經預見到六、七年後將在中國土地上爆發中日戰爭及其可悲結局的《上清帝第一書》就因翁同龢對變法的不以為然和個性的膽小畏事而被扼殺。光緒二十年（1894年）康有為參加科考，特意請同鄉張蔭桓疏通介紹，以期能見翁同龢一麵，當麵陳述變法思想，又吃了翁同龢一個閉門羹。是甲午戰爭徹底改變了翁同龢，冷酷的現實讓他開始清醒地認識到“非變法難以圖存”。於是一改原來的迂舊深閉的態度，主動接觸拜訪康有為，從此便與維新派走得很近，成為光緒帝和維新派之間結合和溝通的橋梁和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