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占領台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代價源於台灣人民不屈不撓的抵抗精神。早在《馬關條約》簽訂的第二天，當台灣人民得知寶島被割讓的消息後，“若午夜暴聞驚雷，驚駭人色，奔走相告，聚哭於市中，夜以繼日，哭聲達於四野。”日本人登陸台灣，遇到的便是台灣軍民長達半年之久的抵抗，日本必須用士兵的生命來換取台灣的每一個城鎮和每一座村莊。後來日本人也在記述他們“接收”台灣省的書中寫到：
無論何時，隻要我軍一出現，附近的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的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麵呼喊著，一麵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非常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蔽在村舍裏，當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裏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不僅台北的情況是這樣，而且整個新竹的四郊也是這樣。新竹的村民是以頑強和勇敢著稱的。
據日本官方統計數字，日軍在占領台灣的整個戰鬥中，共損失3.2萬人，這個數字為日軍侵台部隊總人數的一半。然而不幸的是，台灣人民麵對的是朝廷的出賣，孤軍奮戰的台灣民眾終究敵不過瘋狂的日本職業軍人的進攻。從此台灣被日本占領並統治達50年之久。
朝廷上至慈禧、光緒帝、奕訢，下至李鴻章、翁同龢諸大臣在這次議和中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也有著不同的表現。
在整個甲午中日戰爭的過程中，光緒帝都表現出積極的戰鬥熱情，希望借對日戰爭揚國威於海內外，同時也樹立自己在朝廷中的威望。然而在多年積弱之後，清朝政治軍事均腐敗已極，外有強兵壓迫，內有諸多大臣掣肘，結果所有的希望與夢想皆付諸東流，他陷入深深的苦悶之中。如翁同龢在日記中所寫，光緒帝因“時事如此，戰和皆無可以恃，言及宗社，聲淚並發”，真實地反映了光緒帝所處的進退維穀的尷尬境地。
甲午中日戰爭的關鍵時刻，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打破慈禧太後的重重障礙，重新起用奕訢。本意是為壯大主戰派的力量，以與慈禧為首的求和派相抗衡。可第四次踏入最高統治階層的奕訢已沒有了往日的朝氣，他以保持清王朝的繼續統治為最高目標，反戰求和，十分注意察意觀旨，明哲保身，一意以“和”為貴。在他的主持下，簽訂了屈辱的條約，民族權益遭到嚴重損失。
整個戰爭過程中，光緒帝對李鴻章都極為反感。戰爭初期，由於領導和指揮戰爭失利，光緒帝毫不留情地削了他的職，並令其永不得進京。戰爭和議之時，人人避之不及，奕訢和慈禧重新啟用李鴻章，光緒帝這時也不得不倚重李鴻章。在國家大局麵前，李鴻章選擇不顧惜自己的聲名而承擔責任以保全國家，這種精神是值得稱讚的。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勢下，談判過程非常艱難。然而從有榮辱羞恥與奮發向上之心的帝王的角度來看，光緒帝是不能接受國土在自己手中淪喪、國庫在自己手中被賠光的事實的。所以李鴻章換約回來，光緒帝心情極壞。李鴻章進京請安之時，光緒帝曾當麵斥責他“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款從何籌措？台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義憤填膺，聲色俱厲。
慈禧挪用海軍軍費修建花園，使國家武備大傷。在戰火燃起的初期，為了不影響自己六十大壽的順利進行而極力主張和議，動機非常自私。而當中國在平壤、黃海、遼東、威海戰爭中節節失利，和議不得不進行的情況下，慈禧又處處回避責任，將落罵名的議和事交由光緒帝、奕訢去傷腦筋。
同為朝廷重臣，翁同龢與李鴻章截然不同。翁同龢一直主戰，即使戰爭的勝負未卜；他拒絕與“和”扯上關係，即使在和議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平時翁同龢一向以正色立朝，在關乎自身聲名時，又特別懂得如何明哲保身。議和前後，光緒帝派翁同龢入總理衙門，軍機大臣照例應兼任總理衙門大臣，但翁同龢知道總理衙門當下首要任務必為和議時，堅決辭掉了該職。李鴻章奉命與日談判商約，翁同龢拒絕參加，顯然是怕挨罵。
真可謂“時窮節乃見”，一個人的膽識、才略、品質、民族精神和氣節在國家的危急時刻尤其能得到充分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