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王大5行從學科科學家到戰略科學家轉變的重要過程。從這時起，王大珩開始從局部思維走向全局思維，開始站在國家科學戰略的高度，緊密關注世界科技發展的前沿，不斷發現問題，研究問題，主動為政府、為決策機構提供科學谘詢。
晚年之後，王大珩曾提出過很多有利於國家科技發展的建議，其中大多數建議都引起了決策部門的重視並最終被采納：
1986年，王大珩執筆，聯合四位老科學家給鄧小平寫信，促成並推動了我國科學技術全麵發展的“863計劃”
1988年，王大珩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第七屆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了《應恢複政協中科協專組的意見》，後在會上得到通過，在政協中恢複了“文革”前的科協組。
1989年，鑒於國際上激光核聚變研究的新進展，王大珩與王淦昌共同向國家提出了《開展我國激光核聚變研究的建議》，此項建議得到有關方麵的批準後實施。
1989年，在王大珩的積極倡導下，成立了我國顏色標準委員會，最終製成了我國國家級的顏色標準樣冊，其間還為我國國旗製定了法定顏色標準。
1989年，王大珩和七位學部委員提出了成立中國工程技術科學院的提案。1992年，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大會上，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學部委員（院士）聯名再次向中央提出了《關於成立中國工程院的建議》。這一建議得到中央和國務院的批準，工程界盼望已久的中國工程院遂於1994年正式成立。
1993年，王大珩提出了加強原子、分子尺度上的納米技術研究。
1996年，王大珩與幾位科學家聯名建議並協調促成了設立在清華大學的單原子分子測控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
2001年，王大珩與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書，希望國家重視。
2003年5月，溫家寶到王大珩家中看望王大珩對大型飛機的研製。2003年春天，再一次就此問題親筆上書溫家寶總理，懇切陳詞地提出中國要發展自己的大飛機，要以大承飛機的研製發展帶動眾多領域的高技術產業和諸多基礎學科的發展，大幅度地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
2004年，王大珩以九旬高齡回複《關於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發展綱要》，為國家科技發展提出意見和建議……
晚年的王大珩仍舊毫不落伍，他始終緊密關注世界科技的前沿發展，密切關注科技發展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帶來的影響，站在這個高度積極主動地為國家高層決策提供科學谘詢，在我國科技發展的許多重大決策中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我國科技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能說出這種話的人是最偉大的人
19世紀的著名物理學家瑞利晚年時，他的兒子問他對赫胥黎所說的那句話“在科學界一個60歲的人的作為隻會弊多利少”有什麼看法。瑞利想了很久以後回答說：“啊，我想如果你隻做你所理解的事，不和年輕人發生矛盾，就不至於一定會像赫胥黎說的那樣赫胥黎之所以那樣說，就是因為功成名就的科學家到了晚年之後，往往會故步自封，失去了對新事物的敏感，容易與新的思維發生衝突。所以端利說，他隻做自已理解的事，不和年輕人發生矛盾。
曾獲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天體物理學家錢德拉塞卡在談到瑞利的回答時說：“我認為愛因斯坦、狄拉克和海森堡不會說出這種話來。愛丁頓肯定說不出這種話的。端利說的話中，含有某種謙虛的精神。……我認為在理解大自然的過程中具有某種謙虛精神，是持續進行科學探索的先決條件。”
能持續地進行科學探索是每個科學家的願望，但能始終追蹤世界科技發展的前沿，持續保持科學探索的能力其實很難。如果沒有錢德拉塞卡所說的在理解大自然的過程中具有的某種謙虛精神，就不可能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汲取營養，永遠保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