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光學家到戰略科學家
托馬斯？赫胥黎曾說過一句名言：在科學界一個60歲的人的作為隻會弊多利少。
但王大珩在60歲之後，卻由一個光學家，一個我國光學領域的學科帶頭人發展成為一個國家戰略科學家，以其敏銳的目光和深刻的思考為國家高層提供科技發展思路，在我國發展高科技的許多重大決策中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王大珩的這一轉變是從他到中科院工作後開始的。1980年，在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大會上王大珩被選為中科院技術科學部副主任。到技術科學部工作後不久，王大珩就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具有最高科學谘詢能力的中科院，竟很少發揮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谘詢的作用。王大珩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一方麵反映出政府部門對科學思維在決策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還缺乏一定的認識，不主動向科研部門尋求谘詢；另一方麵也反映出中科院各學部本身也缺乏谘詢意識與參與意識，不主動向決策部門提供科學谘詢，致使谘詢功能退化，導致所謂國家最高科學谘詢機構幾乎變成了一句空話。
王大珩對此深感憂慮，他知道，科學谘詢曆來在國家決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他所了解的美國的國家研究委員會、英國的科學政策顧問委員會和蘇聯的科學院都是各自國家的最高科學谘詢機構，一直在為政府提供科學思路，對許多國家重大決策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二戰”時期，王大珩在英國就曾經聽說過這樣一件事：當時，英國的糧食有很大一部分要依賴船隻運進英倫半島。但是，運輸船經常被德軍潛艇擊沉，這給英國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造成了極大的損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英國政府向科學家征詢意見。一位數學家依據數學中的概率原理提出了走船隊，重點保護的方案。按這個方案實施後，果然情況出現了極大的好轉，大大降低了損失率。這個科學家因此而為英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勞。據說，後來還由此而發展起了一門新興學科，這就是現在的運籌學。
這種科學成功地影響戰爭、影響政治的事例在“二戰”時期簡直數不勝數。另一個也發生在英國的更具說服力的事例，就是英國在戰時設立的“蒂澤德委員會”。蒂澤德委員會是一個空軍防衛科學研究委員會，其宗旨是“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學技術知識以加強目前的防禦措施，防止敵人的空襲”。委員會成員除空軍部長H.E.維姆伯瑞斯外都是清一色的科學家。主席亨利？蒂澤德爵士是化學家、大學校長。兩個最著名的委員A.V.希爾和布萊克特都是卓越的科學家。其中希爾是世界最著名的生理學家之一，1922年曾獲諾貝爾獎；布萊克特是物理學家盧瑟福的學生，當時隻有37歲，後來也獲得了諾貝爾獎。秘書A.P.羅維是個年輕的科學家，他後來以英國戰時研究機構中最著名、最有成就的無線電通訊研究機構的總指揮而聞名於世。蒂澤德委員會被稱為是曆史上規模最小而效果最大的委員會之一。它在雷達的研究還隻處於萌芽狀態的時候，就果斷地做出了研製雷達的決定，並為推進雷達的研製進程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他們的努力，使得沃森？瓦特的雷達研製工作得以順利開展，使得英國在後來的大不列顛戰爭中抵禦住了納粹德國的瘋狂空襲。
王大珩深知在當前世界進入高科技發展的時代，科學思維必將在政府決策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是個做一天和尚就必須要撞一天鍾的人。到技術科學部後，他開始接觸到許多涉及國家各方麵發展的問題，強烈的責任心使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而對科學谘詢問題的思考又促使他下決心要打破這種僵局。王大珩想，如果我們改變被動等待谘詢的態度，主動向政府部門提供信息、提出建議，就可以打破這個僵局。一來能及時地為政府部門製定政策提供依據、擴展思路。二來也可以引起政府部門對科研谘詢的重視，使他們看到科研谘詢的作用，進而喚醒他們主動向科研機構進行谘詢的意識。於是，王大珩率先在技術科學部提出了變被動谘詢為主動谘詢的口號，鼓勵科學家結合工作中發現的重大問題，積極向有關政府部門提供情況，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很快，科學谘詢便在科學院內部形成了風氣。科學院把科學谘詢納入了議事日程，在各學部中都成立了科學谘詢委員會，要求各學部積極主動地向政府部門提供科學谘詢。科學谘詢工作逐漸引起了各方麵的重視，對高層和決策機構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