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一聽，也覺得不好意思，便說：“我老來你這裏吃吃喝喝，大概也欠了你不少了，不過我出門都不帶錢，給你寫個欠條你看如何？”說完便取紙筆，寫了幾個大字“飭廣儲司付來人銀五百兩。”這老板也不識字，不知道寫的是什麼，便拿給朋友看。朋友一見駭然，說這廣儲司是內務府的銀庫啊，敢讓你從廣儲司領銀子的，隻有當今聖上啦。
老板一聽頓時嚇得半暈，說什麼也不敢去，無奈朋友慫恿，隻得硬著頭皮去廣儲司一試。管事兒的一聽這事兒，深感為難，不知如何是好，隻得回稟慈禧。慈禧便叫來同治問可有此事，同治供認不諱。慈禧一笑，告訴管事兒的官員：“皇上雖然是胡鬧，可是也不能讓老百姓覺得皇上說話不算數，這錢就賞下去吧。”
又有一次，同治出宮玩耍，不巧大雨滂沱，同治隻得在一所寺院中避雨。可巧遇到一人，窮困潦倒。同治也是無聊，便上前搭話。二人攀談起來，原來此人原是一大戶人家的奴才，被主人趕了出來，無處容身，隻得寄居在寺院中，苟活而已。同治聽說如此，便問他想做什麼。此人長歎一聲，說要是能到廣東海關當幾年差使，就心滿意足啦。
同治立刻取紙筆來寫了一封信交給他，告訴他你隻要拿著這封信去步軍統領衙門，包你心想事成。此人半信半疑，第二天拿著信如此這般，步軍統領一見此信，認得是皇上禦筆，心知皇上又微服私訪多管閑事，然而也無可奈何，隻得安排此人赴廣東就任。
淮軍集團的興起
籌建淮軍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道光末期中進士，後任翰林院編修。安徽大體上可以分為北、中、南三個地區。長江以南為皖南，淮河兩岸為皖北，夾於兩者中間的地區為皖中。皖南因大江阻隔，而與北、中兩區關係不太密切。北區由於土地瘠薄，災害頻作，除壽州等極少數州縣外，不僅經濟文化落後，士族地主不太興盛，且私鹽暢行，撚黨主要在此地區活動。中區與之相反，經濟文化發達，士族地主力量大，還有很多諸如桐城張、方、姚諸姓等一些延續百年，甚至二三百年的大家族，其他如合肥李氏，太湖趙氏，霍山吳氏，也是名門望族，而且還繼承發揚了程朱理學的傳統，從康雍時的方苞，嘉道時的方東澍，到鹹同間的吳廷棟、方宗誠，都因此而名噪一時。這樣，中區地主階級，就因其士族地主占主導，而且具有濃厚的理學傳統，因此在組織上、思想上與清王朝的關係非常密切。
在鹹豐朝革命高潮衝擊下，兩區上述基本情況的差異，有了更為明顯的表現。太平軍進至長江中下遊後，北區撚黨立即響應他們舉行起義，太平軍也不時往來其間，北區地主遂紛紛舉辦團練對抗太平軍。其中雖有不少人對清王朝忠心耿耿，但更多的是對太平軍和清軍采取兩麵應付的態度；而有的人則野心勃勃，力圖自成局麵，苗霖沛就是這樣的人。
隨著兩個政權對峙日久，太平軍江河日下，於是大多數人轉向擁護清王朝。
中區除了南部各縣因成為太平軍鞏固的根據地，而無法組織團練，或雖組織，不久即被鎮壓外，其他的各縣則處於兩軍來去不定的狀態。清廷派團練大臣呂賢基，和當地紳士趙、李文安李鴻章父子等對他們耐心說明，於是他們紛紛起來與太平軍堅決對抗。如六安李元華，廬江吳廷香、潘鼎新，合肥張樹聲、劉銘傳、周盛華，桐城馬三俊等人，在隨清軍作戰，或築堡對抗太平軍的過程中，他們都奮勇敢戰，其中吳、馬、周三人戰死後，其子或弟吳長慶、馬複震、周盛波、盛傳，又繼承父誌，繼續為清兵效力。其實潘鼎聲也是在父親戰死後，“號哭請於大府率鄉團及諸子侄，疾攻三河鎮克之，畇斬劇賊數百，負父骸歸，哭而誓曰，不盡殺諸賊，非人子也”。總之，中區與北區團練的政治風格完全不同，並因此而獲得清廷賞賜並加官晉爵，從而激發了他們爭相獵取更高功名利祿的雄心。在湘軍攻占安慶之後，皖中團練便積極謀劃東下江蘇。實現這一目的的最好途徑是把分散的團練重新編排為一支新軍，但他們彼此卻一直互不相下，有時甚至武裝衝突。這樣，就需要一個地位聲望較高，與各頭目關係較好，有才幹並且為曾國藩所倚重，因而能帶領他們與湘軍一同赴戰的人，成為他們的首領。
李鴻章是翰林進士，其父李文安早在道光時已官至郎中，鹹豐時，父子更同時官至實缺道員，在中區的士族地主中聲望越來越高。在鹹豐三年至七年（1853～1857年）這幾年中，他們父子雖然也舉辦團練，但從未參與基於個人恩怨的私鬥，與各頭目保持較好的關係，其中有的還為他父子效力。同時，李鴻章自己也通過辦團練，親自帶兵打仗，在輔佐皖撫福濟的軍政治活動中提高了能力，並且增加了不少經驗。而且，早在道光末年，李鴻章因曾國藩為其父同年好友，就師從於曾國藩，並得到曾的賞識。正因為他們之間的非同尋常的關係，所以鹹豐八年（1858年），李一入幕府，就受到曾國藩的格外器重，令其參與機要；十年（1860年）又奏保他為江蘇鹽運使，與黃翼升一起組建淮揚水師，東援蘇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