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奕被趕出軍機處的當天，鹹豐帝即命文慶入值，接替其位。文慶，滿洲鑲紅旗人，姓費莫，是“滿洲八大姓”之一，他的族人中“代有傳人，四世凡有大學士數人”。早在道光時文慶就多次擔任各部侍郎、尚書、內務府大臣，並兩度為軍機大臣。除了家世顯赫、資曆深、經驗豐富外，尤為可貴的是文慶有才幹、有見識，能破除種族成見，力主重用湘軍集團。鹹豐四年（1854年）湘軍一舉攻下武昌，大喜過望的鹹豐帝，立即任命曾國藩為湖北巡撫，讓他兼握軍機大權。但有個軍機大臣卻說曾“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竟然迅速組建湘軍，這“恐非國家之福”。即位以來，鹹豐帝對漢族地主階級雖作出不少新姿態，但成見卻遠遠沒有消除，就在鹹豐四年（1854年），還有人上奏要求“一滿漢以示大公”。曾不僅是漢族人，而且還牢牢地掌握著湘軍，這不能不使鹹豐帝聯想曆代以軍隊起家、割據一方、進而問鼎的許多事例，於是就斷然收回命令曾署鄂撫的成命，讓他仍然以侍郎的銜位，率軍進行東征。這樣，曾就不能利用他掌握著一省的政權，搜括軍餉物資，擴充湘軍；為了維持現有部隊，反而要仰仗清廷，甚至於地方大吏的支持，達到鹹豐帝既使用又限製的雙重目的。
同這些觀點不同的是，文慶認為，“欲辦天下大事，當重用漢族人，彼皆從田間來，知民疾苦，熟諳情偽，豈若吾輩未出國門一步，懵然於大計者乎”。出身滿洲世家名門的大官僚，能如此剖析旗籍貴族和漢族官僚，其“深識偉量”和勇氣，在當時旗人中，的確是出類拔萃。根據這一認識，文慶“密請”鹹豐帝，“破除滿漢藩籬，不拘資格以用人”，要求重用湘軍首領曾國藩、胡林翼。鹹豐五年，西戰區湘軍和湖廣總督統帶的綠營屢次大敗，武昌第三次失守。文慶趁機力言，鹹豐帝也迫於形勢，不得不對既使用又限製的方針有所鬆動，破格提拔胡林翼，二月將他由湖北按察使升為布政使，三月，又任命他為湖北巡撫。有了這塊地盤，再加上湖南，就為湘軍集團經營兩湖後方基地，並使它初步發展壯大創造了條件。
文慶這樣有門第、有資曆、有見識、有才幹，且自然也就有威望的老政治家出任領班軍機大臣，不僅為“八旗王公所敬信”，而且深為鹹豐帝所信任，一年多時間，先後升為協辦大學士、文淵閣和武英殿大學士。但這樣理想的人選，卻在職隻有一年多，就由於年老多病於鹹豐六年（1856年）死去。鹹豐朝前半期的七年（從道光三十年算起）中，軍機大臣除賽尚阿、祁雋藻等五個道光時連任下來的，在前五年相繼請退外，鹹豐帝自己選任的彭蘊章、穆蔭、杜翰、舒興阿、邵燦、麟魁、瑞麟、奕、文慶共9人，除前3人一直留任外，其他6人，短的隻有幾個月，長的也不到兩年。領班軍機大臣賽、祁、奕、文先後4人，平均在任也不到二年。這就是說，鹹豐帝在前7年沒能建立起穩定的、稱職的輔佐班子。
文慶死後，鹹豐帝命彭蘊章繼任領班軍機大臣，又命蒙古八旗官僚戶部尚書柏葰進入軍機處。彭居官治學，平庸無能，甚至於對湘軍集團的態度，都與祁雋藻相似，謹言慎行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柏則較有風骨，即所謂“素持正”，進入軍機處後很快就升為協辦大學士，後又升為文淵閣大學士，再加上柏又為旗員，就使柏成為軍機處中權位幾與彭（武英殿大學士）相等之人。這樣安排，不僅可以通過兩人，進一步團結漢蒙統治者，而且能以柏補充彭的不足。但柏因鹹豐八年的科場案被處死後，軍機處在彭的平庸領導下，就更加無所作為，並帶來嚴重後果。鹹豐帝輔佐班子，由軍機處向以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及其異母弟肅順三人為核心的親貴集團轉移。同時，載垣為鹹豐帝子侄輩，雖為近支宗室，但已出五服，端華更是遠支宗室。他們在一般情況下，都沒有篡位的資格，遠不如奕那樣具有潛在威脅，因而容易取得鹹豐帝的信任。二人雖然在道光時就承襲爵位，又同被道光任為顧命大臣，在親貴中有較高的聲望，但既無才幹，更無膽識，不得不借助肅順的力量，並一再力保之。
肅順長期作為閑散宗室，終日無所事事，在外遊逛，這些雖然不利於他學習書本知識，但卻有利於接觸各類人和事，再加上為人聰明、善於記憶，“接人一麵，終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牘，經年能舉其詞”，使他對社會有較多了解。當他被推薦去管理司法時，憑借他的“治獄頻破奸”，因而引人注目，接連幾次被提拔。鹹豐帝召見時，他又及時進言：“請嚴禁令，重法紀，鋤奸宄。”這自然得到了正為官僚因循守舊、敷衍了事煩惱的鹹豐帝的賞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