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很重視陶澍的陳奏，派大學士王鼎前往兩江地區，與陶澍共同籌劃鹽務政事。
陶澍和王鼎共同擬定了15條章程向道光帝報告。王鼎又提出裁撤兩淮鹽政，將鹽務劃歸兩江總督管理，以減少機構重疊，政出多門的弊端。道光帝同意王鼎的建議。
從此，陶澍整頓漕糧海運之後，又實際領導了道光時期的又一次重大改革。陶澍的改革鹽政即為改行鹽票。改行鹽票分兩步走，第一步為肅清鹽政。陶澍認為售鹽的國家專利被地方鹽商竊取，利權由上轉移到下，恐怕豪強之徒據此得利，患禍比私梟還嚴重。他率先作出“繳還鹽政養廉五千兩，裁減衙門陋規十六萬兩有餘”，又將“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杠，兩淮之岸費，分別減除，歲計數百萬兩，分別設立兩庫，內庫和外庫，有著不同的用途，正款貯內庫，雜項貯外庫，杜絕挪墊，革總商以除把持，散輪規以免淹滯，禁糧船回空帶蘆鹽及商船借官行私。令行禁止，弊肅風清”。第二步，陶澍認識到鹽在流通中有一定的規律，擬定鹽票法，先在淮北一些地區試行。鹽票上有斤數、運地的注明，鹽商持票販鹽，先按規定赴場買鹽，分銷指定口岸，此舉裁去了種種需索陋規。陶澍還在緊要關卡設置人員進行檢察，查禁幹擾正常貿易的地痞流氓。
鹽票法試行後，鹽的成本降低了，鹽的質量也能保持純淨了，私販無利可圖，便改領鹽票。這樣，國家財政收入有了好轉，鹽梟也受到了很大打擊。不久，整個淮北地區都改行鹽票法。自從淮北改行鹽票之後，鹽政有了很大改觀。道光十年至道光十七年（1830～1837年），兩淮完成鹽課4640萬兩，庫貯實存300餘萬兩。
陶澍晚年又在淮南推廣鹽票法，不幸中途病故，鹽票法未能堅持推廣下去，“然天下皆知鹽票減價敵私，為正本清源之計”，各地紛紛效仿。後來，由於連年戰亂，鹽票法一度中止。至曾國藩整頓江南財政，盛稱“淮北鹽票立法本善”，並參照陶澍舊規，重申鹽票製度，立《淮鹽西岸認運章程》。可見，鹽票法直至晚清，仍然有可取之處。
河工
清代治理黃河沿用以保漕為主的辦法，即所謂的“束水攻沙”。淮揚運道的咽喉地帶清口上下河段，處在要害地段，是沿河的中心問題，需要全力修治。康、雍、乾三朝黃河雖然不斷決口，但旋決旋堵，兩岸堤壩漸趨完整，中國傳統的治河理論和技術亦有所發展。
乾隆後期，黃河泥沙淤積，河底連年墊高，舊方法已不能解決問題，黃河形勢漸趨惡化。
嘉道時期，黃河日趨梗阻，河防日漸鬆弛，連年決口，泛濫成災。嘉慶帝為此焦慮不堪，在禦園旁修建河祠，歲時祈禱，末年又加河神金龍四大王、黃大王、朱大王封號。及至道光帝，已認識到要想根治黃河，必須另外尋找新的方法，他說：“朕思黃河受病已久，當此極弊之時，僅拘成法，加高堤堰，一時斷難遽收成效，自應改弦更張，因勢利導……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矣。”而這種認識，是很多人的共識，時任東河總督的張井即說：“今日治河，可謂窮矣，即使不以人力變之，河亦必將自變。”道光帝的想法與臣下不謀而合。但是，治河又不同於改海運與行鹽票，可以在局部地區專責成，試舉行。黃河橫貫中國大陸，穿越九省，稍有更張，便如同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顧全大局。嘉道兩帝固非昏庸之君，但他們的個人氣質、魄力，以及清朝當時的國情及其地主階級務實派的能力，都決定了當時根本不具備統籌安排、全麵治理黃河的可能性。
嘉慶年間，清廷關於治河的策略，眾說紛紜，朝廷上下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治河的關鍵何在？人們的認識很不一致。嘉慶十年（1805年），兩江總督鐵保曾說：“河防之病，有謂海口不利者，有謂洪湖淤墊者，有謂河身高仰者。這三種說法先不要考慮，惟宜專力於清口，大修各閘壩，借湖水刷沙而河治。”僅據鐵保的這段議論，就有4種不同的認識：
有的人認為海口是治河的關鍵，主張在黃河入海口築堤束水，人工改道。有的人認為黃河泛濫的主要原因在於洪澤湖淤墊，主張挑挖清口與洪澤湖之間的引河。有的人認為治理黃河關鍵在於整治河身高仰的問題，主張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有的人認為清口是關鍵，主張保守五壩，蓄清刷黃。
這些主張各執一端，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局限性。廟堂之上爭論不休，導致治河政策變更不已，始終提不出係統的治理方案，亦無法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朝廷河政混亂，亦表現在官員更換快、在任時間短上。自雍正七年（1729年），治河官員實行分段治理的形式，江蘇境內黃河由江南河道總督（簡稱南河總督）負責，河南、山東境內黃河由河南山東河道總督（簡稱東河總督）負責。這樣做，意在加強管理，卻導致黃河治理處於分散狀態，沒有統一領導，組織鬆懈。而嘉道時期河道總督交替頻仍，則是另一弊病。嘉慶朝共25年，南河總督便換了12任，東河總督換了18任，河道總督每一兩年更換一次，有時甚至一年三易其人。朝廷政令朝出夕改，河臣走馬燈般的更換，河政敗壞，一天比一天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