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時期，河政更加衰敗。河工素稱舞弊的淵藪。河務人員視河工為升官發財之階，不但不擔心黃河泛濫，反而希望黃河出事。當時，河工有歲修、搶修、另案。所謂歲修，就是每年例行的修葺。所謂搶修，就是由於河工出現險情，必須進行搶救修補的工程。所謂另案，就是始料未及的新情況，必須另案提請辦理的工程。因為搶修時，物料大多拋在水裏，被水衝走，難以稽核，可以任意報銷，又可以邀功請賞，故河員多以搶修另案為幸事。所以當時的情況是，政治、河工、災情形成連鎖反應。而有識之士改革黃河秕政的任何主張，都會受到人為的抵製和破壞。魏源曾經評價此事，說：“南河東河數百十冗員，數百萬冗費，數百年巢窟，一朝掃蕩，故簧鼓箕張、恐喝挾製，使人口讋而不敢議。”關係國家利害，需要治理的不隻是這一條河，而應當治理而沒有治理的，也不隻是這一條河。
道光朝，治河還未找到切實可行的辦法。其治河方法仍然是加固南河兩岸大堤，堤為石築，高出盛漲水痕四五尺，堤頂寬一丈五尺至二丈，險要處還要設法拓寬。固堤工程於道光三年（1823年）五月完成，第二年十二月黃河發水，衝毀石堤11000萬餘丈，兩江總督及南河總督均因此受到嚴懲。事後，東河總督張井總結道：“自來當秋伏大汛，河員皆倉皇奔走，救護不遑。及至水落，則以現在可保無虞，不再探求疏通河身的良策，漸至清水不能暢出，河底日高，堤身遞增，城廓居民，盡在水底之下，惟仗歲積金錢，抬河於最高之處。”然而，張井也沒有合適的措施和方法。山東巡撫琦善提出“改海口以減黃，拋護石坡以蓄清”。朝廷以為改海口是大事，應當長遠考慮，不能隻顧眼前，因此，治河仍然遵循舊製，以增培堤堰壩戧為主。這些方法隻能治標，不能治本，不能解決黃河河身不斷增高的問題，黃河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
黃河旋決旋堵，旋堵旋決，朝廷無計可施。有時舉措又大不利，如治河所用防禦洪水衝擊的物料，從漢朝起就有石、木、竹、草等多種，可到了清朝中期，卻習慣用粱秸和穀子杆等，草料易腐，要年年加壤，又由於材料脆弱不堅固，多需搶修。嘉慶末年，南河河道總督黎世序用碎石坦坡，卻受到有些人的惡意中傷。又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東河總督栗毓美改用拋磚法，於黃河一條支河險要處拋磚成壩，不久風雨大至，支河首尾決口數十丈，而拋磚堤壩卻安然如故。後來，栗毓美經多方驗證，達到良好的效果。當時，每方石價可購兩方磚，於是，河工改用拋磚，令沿河居民設窯燒磚，於公於私都比較方便。這一方法實行數年，節省帑金300萬，並有效地加強了河堤防禦洪水衝刷的能力。沒想到，這一頗有成效的做法卻引來一些人的反對。朝廷竟惑於浮言，以溜深直則磚不可持，下令停止拋磚法。栗毓美據親身實踐，深知拋磚法優越，堅持己見，並於道光十九年（1839年）以磚工得力省費上奏朝廷。沒想到最高統治者對拋磚法也不抱很大信任，僅同意在北岸、南岸各兩處堤壩購磚備用。栗毓美任河道總督5年，黃河南段5年無大災。他還利用有限的時間編成了《栗恭勤公磚壩成案》一書，詳細記載了創用磚工的經過及具體辦法。後來道光帝發現栗毓美實在是一個在治河方麵不可多得的人才，遂特諭河南巡撫遇事不要橫加阻攔。可惜，這時栗毓美病重，不能再為河工出力，不久便病逝了。魏源曾論及此事，稱“若黎襄勤之石工，栗恭勤之磚工，即已有‘靡費罪小，節省罪大’之謗”。他感歎黎世序、栗毓美之治河，河員擔心得不到利益，紛紛阻礙，害怕大事的大臣不願承擔責任，一定會究小節，紛紛阻礙。一人倡議，眾人反對，還未興天下大利，自身就犯下了天下大忌，治河怎麼能獲得成功呢？
道光時另一治河的大臣是王鼎。然而他的突出業績也僅限於堵口搶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黃河在祥符決口，朝廷命王鼎以大學士身份兼河道總督，負責堵口搶險事務。
他親臨現場，監督夫役日夜施工，花費帑金600萬，至第二年二月將決口堵上。可是，這時的黃河已是堵住南邊，不能保證北邊不潰堤，堵住下部，不能保證上部不潰堤，今年堵住了，不能保證第二年不潰堤。下遊河道更是愈決愈淤，愈淤愈決。幾個月後，黃河又在桃源決口，溜穿運河下注，正河斷流。可見，道光朝的治河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在道光年間三大重要政務中，漕運和鹽務改革，因上有道光帝支持，下有能幹的官吏支持，原有的管理衙門或被主事大臣直接越過（如另組班子搞海運），或經過整頓（如淮北行鹽票時權事歸一之舉），改革因此能夠順利實施。而河務卻因障礙重重，積弊至深，終究沒有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