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再次稱讚陶澍於淮北試行票鹽製的優越性，說：
該臣要振作精神，在萬般困苦中，勉力為之。鹽務已漸有起色，要盡心報國，不要迷惑於那些流言蜚語。道光十四年（1834年）正月，3年考績之後，道光帝表揚的八位大臣中，又有兩江總督陶澍，稱他辦事十分用心，兩淮鹽務漸漸有了起色。十五年（1835年）正月，陶澍入覲，道光帝特地賜禦書“印心石屋”匾額。此次，陶澍迫於物議，又提出設鹽政以專責成，道光帝不依，仍舊表示支持、信賴陶澍改革鹽務，降旨道：陶澍德才兼備，任勞任怨，對鹽務大加整頓，精心治理，終於使鹽務有了起色，不愧為國家的棟梁之材。從此“倚畀愈專”，放心地將兩江重地交與陶澍治理。陶澍不負重任，為清廷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道光帝追念陶澍“實心任事，不避嫌怨”，諡文毅，晉太子太保。
清朝自乾隆後期至嘉慶、道光年間，庸俗之輩占據高位，加上政治腐敗，士林凋蕪，自然人才萎靡。相比之下陶澍應該算是比較出色的了，他籌海運，改鹽票，都獲得極大成功，並且還曾致力於治理運河河道工程，為清王朝的國計民生立下了汗馬功勞。陶澍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除個人因素外，外部環境也為他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如嘉、道二帝都深切感受到改革的迫切性，特別是道光帝對他始終如一地信任與重用；當時朝廷上下籠罩在經世致用的氛圍中，陶澍與身邊集聚的有誌於革故鼎新的重要人物及思想家，如賀長齡、魏源等，互相激勵，益己益人，成為一個具有勃勃生機的團體。
陶澍的改革及其成就，雖然隻限於江南一地，但陶澍，以及賀長齡、魏源等麵向現實，勵精圖治，兢兢業業，研究關涉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重視變革，誌在匡時救國，所造成的影響，為積習已久沉悶腐敗的清朝社會帶來一些清新的風氣。此後，進步的思想家、先進的知識分子不斷彙聚於“經世致用”旗幟之下，這種研究實際問題，經世致用的風氣，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號召力，在中國曆史上舉足輕重。
嘉道年間的三大政務
漕運
漕糧是清政府向地方上征收的實物田賦，每年大約有四百萬石經由運河輸送京師。清朝統治者把漕糧看成是天朝生存的支柱，既不得任意減少征收的數額，更不得任意改變運輸的辦法。然而，天下無百年不弊之法，漕運中的消耗大得驚人，百弊叢生。首先，是運河依賴黃河接濟，而黃河積弊已深，運河反受其累，嘉慶朝既已不可收拾。當時朝中大臣裏就有人認識到：近年來運河變淺受阻，主要是由屢次漫口造成的，而漫口是由黃水倒灌造成的，倒灌又是由黃河墊高造成的，所以說運河不是造成積病的原因，而是受害之地。
其次，腐敗的吏治嚴重地危害著漕運。當時已有人指出漕運中的貪汙腐敗，開始於乾隆中期，嘉慶年間更加嚴重，道光時已非常難治了。漕米來自南方數省，從征集到運輸，至最後由京師通州倉庫人員驗收，自始至終必須給各個層次各個方麵各個部門的人員不斷打點。
如在征收漕糧時，便有各州縣“私收折色，及刁生劣監收攬包交”，又有“倉蠹作奸，攙和滋弊”。而各州縣也有很多客觀上的問題，比如糧倉少而糧多，難以保管，難免造成米色不純。運軍借口糧不純，趁機勒索州縣，“逐船挑剔，不肯收兌，致糧戶無厫輸納，因之滋事。運軍乘機恣索，或所索未遂，船竟開行，累州縣以隨幫交兌之苦”。運丁和運弁的頭目即尖丁，尖丁長年混跡於各江各海，都是一些流氓無賴。及至“漕米兌竣，運弁應給通關。
通關出自尖丁……尖丁索費州縣，不遂其欲，則勒關不與，使州縣枉罹遲延處分。運軍運弁狼狽為奸，州縣惟恐誤兌，勢不得不浮收勒折以供其求”。州縣太多貪官汙吏，米色很難精心選擇，漕運之敗壞，難以根治。百姓交納漕糧苦於被勒索，辦漕人員又苦於運軍運弁的刁難。運軍運弁也有難言之苦衷，他們運糧、交糧要經曆一道又一道難關，“如漕船到通，倉院、糧廳、戶部雲南司等處投文，每船需費十金，由保家包送，保家另索三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斂。至於過壩，則有委員舊規，伍長常例，上斛下蕩等費，每船又需十餘金。交倉，則有倉官常例，並收糧衙署官辦書吏種種需索，又費數十金。此抵通之苦也。